從1981年到2002年，北京十月文藝出版社的“中國現代作家叢書”已出了二十二種，素有口碑。如果不是因編輯之約，我不可能去寫《金庸傳》，雖然從小熟讀金庸的武俠小說，但隻是當作一種休閑娛樂，放鬆身心而已。《明報》因為隔得太遠，我那時並不了解。對於武俠小說家的金庸，老實說，我的興趣並不大。
十年前的盛夏，此書初版，金庸在杭州接受央視《新聞夜話》的專訪，主持人將《北京日報》的一篇書評念給他聽，稱新版的《金庸傳》說他“口才遲鈍，作為老板他摳門，然後為人吝嗇，狡詐、多計謀，商人似的斤斤計較，他身上有濃厚的大中國主義的情結，還有他對有權勢的人是依附的”（其實這是書評的概括，書中沒有這樣簡單地下結論，而是用材料說話）。他當場就不高興地說：“我不推薦讀，我不認識這個人，他也不認識我。”“不論什麼，連篇謊話，我何必去看它？”
因為傳主的不高興，此書一問世即引起了廣泛的關注和一些爭議，最大的爭議是傳主還活著，作者沒有采訪過傳主。我的看法是，我寫的是傳記，不是報道，不一定要采訪傳主。傳主是個公眾人物，有大量的作品公開行世，有關他的記錄、回憶、報道也不難搜集，隻要我采用的材料是可信的，我下筆是客觀、持平的，就無須理會傳主的感受。我是以平視的眼光看待他，將他看作一個真實的人，是者是之，非者非之。由於掌握材料的有限，我對他生平的把握會有一些空白點，但傳記本身就是可以剪裁、有所取舍的。我不曾與傳主有過親身接觸，寫作沒有經過傳主的同意，成稿後也沒有給他看過，自始至終不受傳主態度的任何影響。這是失，也是得，得至少多於失。
我沒有采取仰視的視角（在我之前，幾乎所有的相關傳記都仰視傳主），更不想討傳主的歡心，傳主是否認可，是否喜歡，跟我無關。我隻想抱持嚴謹的態度，最大限度地恪守客觀、中立，以平實的語言，將傳主真實的人生、心路曆程和畢生的事業寫出來，並在他的命運遭遇中，寫出一個時代的起起落落、波詭雲譎。
我之所以願意寫這本傳記，最大的用意不是要為傳主樹碑立傳，而是想通過一個人的命運，呈現他所棲身的時代，以一個具體個案窺見20世紀中國曲曲彎彎的曆史脈絡。金庸生於1923年，經曆“五四”以後中國社會的大動蕩、大變局，卻在民國教育環境中得到成長，小學、中學教育奠定了他的知識根底和精神氣質。他也有幸進入“文人論政”典範的《大公報》，受到前輩報人的熏陶。1948年以後定居香港，處北京、香港、台灣之間，一麵守護著他喜愛的故國文化，一麵熱切地關注著時局動態。他自創《明報》，在數十年間指點國是，激揚文字，並以充滿想象的武俠作品贏得廣泛的讀者群。他的命運遭遇，在每一重要曆史關頭的選擇，都值得細細斟酌。作為一個讀書人，他對大時代的回應，和大時代帶給他的獨特機遇，都是可以長久探討的命題。
金庸自謙隻是個小人物，“不值得寫傳記，沒什麼大價值”。又說，“我雖然是小人物，但是我的生活非常複雜”，“我這一生經曆極複雜，做過的活動很多，興趣非常廣泛，我不相信有人能充分了解我而寫一部有趣而真實的傳記”。他一生的經曆確實“極複雜”，在他的個人隱私中，無論涉及情感，還是涉及政治，往往都是外人很難知道的。他說，不願意與大眾分享自己內心的秘密，他認識的人很多，也不方便公開談論。他在香港辦報三十多年，他的政治態度，他在京、港、台之間的立場選擇，他內心的複雜，這一切都是毋庸置疑的。他受到兩岸政要的青睞也不是偶然的（比如，與他熟悉的郝明先生就清楚他一段不為人知的經曆，郝明原是中國社科院《新建設》雜誌編輯，70年代赴港，後移居紐約，曾將他們之間的淵源、糾葛親口告訴範岱年先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