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知識分子與權力
金庸在《卅三劍客圖》中說：“研究中國曆史上這些大人物的心理和個性，是一件很有趣味的事。千百年來物質生活雖然改變極大，但人的心理、對權力之爭奪和保持的種種方法，還是極少有什麼改變。”他的武俠小說一開始就對權力進行了無情的否定，一曲《書劍恩仇錄》，飄蕩在江山與江湖、權力與血統之間，乾隆的陰險、毒辣和狡詐首先來自他對至高無上的權力的追求，為此，他不惜背叛六和塔上的盟約，踐踏海寧潮前兄弟擊掌、互不傷害的誓言。美麗絕倫的香香公主最後留下血寫的遺言“不要相信皇帝”，撕破了乾隆道貌岸然的麵具。《碧血劍》對李自成們打進京城以後迅速腐化、墮落的敘述，隻不過再次印證了“權力導致腐敗，絕對的權力導致絕對腐敗”這一質樸的真理。《倚天屠龍記》裏的張無忌不具備做“政治領袖”的條件，身上卻有許多人性中美好的品質，是個可以信賴的人，這恰恰是那些成了“領袖”的人所不具備的。在人性的尺度之下，小說中的朱元璋與張無忌相比反而暗淡無光，美麗的周芷若也一點都不可愛。從《天龍八部》到《笑傲江湖》，金庸小說中常常出現“千秋萬載，一統江湖”的口號，這不過是“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的另一種說法。從廟堂到江湖，沒有什麼兩樣。東方不敗因掌握大權而腐化，任我行也一樣難以幸免，那是人性中的普遍現象。嶽不群、左冷禪掌了權一樣如此。他們野心勃勃，將獲得無限的權力視為人生的最高目標，這是數千年來被專製政治毒化的畸形現象。吳靄儀說：“未把握到權力的人暗裏籌謀，既得權力的人處心積慮防人奪權，未得到權力的人洞悉當權者喜聽奉承的弱點，但一旦得到權力，自己卻不知不覺地重蹈覆轍。”
這位在香港新聞界放過光芒的女性眼光的確不凡，幾乎隻有她一針見血地看到金庸小說最終對權力的回歸：
《笑傲江湖》在內地“文革”時期寫成，金庸對政治鬥爭感到痛恨煩厭，可以想見，顯然他並不認為令狐衝是最理想或最後的答案。在《鹿鼎記》中，他從另一個角度探討這個問題，提供了兩條相反的路。韋小寶這個“反英雄”得到激烈反應及廣泛討論，可見多麼成功。但我認為《鹿鼎記》真正的主角、喬峰大俠典型的真正對手，是康熙這個雄才偉略的英明君主典型。
從《書劍恩仇錄》的“不要相信皇帝”到《鹿鼎記》的康熙，發展過程是有蹤跡可尋的，但到了康熙，“為國為民”已不是大俠一己可以擔當的事，而是必須靠一個開明的當權者指揮一個有組織的政府去推行。《鹿鼎記》最接近金庸其他小說的俠士的人物是陳近南——天地會的總舵主，然而陳近南與康熙比較、天地會與康熙的親信比較，誰更能辦事，那是十分清楚的。至此，金庸的武俠小說便寫不下去了……①
1994年，金庸訪問台灣時說：“在中國皇帝中，我對康熙的評價很高，他不但思想開明，而且很好學，還去學了外國的學問。”從否定權力到回歸權力，這是金庸的悲哀，但不僅僅是他個人的悲哀，更是這個民族的集體悲哀。
1959年以來數十年間，金庸在《明報》執筆寫社評，特別是他早期的社評貫穿著對權力的批判。他甚至得出了“政治上大多數時候是壞人當權”的結論。1972年8月15日，他在《人民、政權與領袖》社評中說得很清楚：
中國的政治，幾千年來都是口中說一套，實際上是另外一套，簡而言之曰：“雜用王霸之道。”號稱行王道，實際上行霸道。政治領袖向來第一抓住自己的權力和利益，第二照顧本集團的利益，國家人民的利益放在最後。君為貴，社稷次之，民為輕。
① 吳靄儀《金庸小說的男子》，4頁。
隻讀過金庸的武俠小說，沒有讀過查良鏞的社評，看到的隻是一個不完整的金庸。多年前，金庸說他正在編新聞評論集，準備在香港出版，今後如有可能再在內地出刪節本。“倘若有一天，《查良鏞政論集》出版，將其與《金庸作品集》參照閱讀，我們方能理解查先生的抱負與情懷。”①
金庸年輕時做過外交官之夢，1950年夢斷京華，再也沒有這樣的機會。作為成功的報人，他有機會參與香港公共事務，20世紀七八十年代，擔任香港廉政專員公署市民谘詢委員召集人和香港法律改革委員會委員。從麥理浩到尤德、衛奕信，他是曆任港督的座上客，他們幾乎每天都要讀他的社評。對戴麟趾、麥理浩等人，他都有好評。他說：“英國人對我也很客氣。不過英國也不會找我去做些什麼。我與麥理浩、尤德、衛奕信交情都不錯，朋友式的。”
1985年，金庸應邀擔任香港基本法起草委員會委員。1995年他成為香港特別行政區籌委會委員。不過那都是業餘政治。2001年5月他在廣州說：“我覺得幸虧沒有從政，完全不遺憾，運氣很好。……從政當然也很好，但是我的個性不大適宜從政，因為個性很不願意接受上司的吩咐指導，不願意受約束。從政當然有它的好處，可以服務大眾嘛，但是我確實不適合。”②一度有人說他想做香港行政長官，他對此堅決否認。多年後，他在湖南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