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不是政治家，也不參政。我跟你解釋，我參加香港基本法的起草工作……不是作為政治家參加政治活動，是要在政界爭取一個地位繼續為人民服務。我這個行為比較簡單的，就是起草基本法，保證鄧小平提出的“一國兩製”的順利實現。……所以我不是什麼政治家……③
① 陳平原《超越“雅俗”——金庸的成功及武俠小說的出路》，金庸學術研究會編《名人名家讀金庸》，256頁。
② 《南方周末》2001年5月24日。
③ 《答湖南記者問》，江堤、楊暉編選《金庸：中國曆史大勢》，32—34頁。
從1962年的“逃亡潮”到“五月風暴”，《明報》崛起的過程中，幾乎每一次重大事件他都站在港府一邊，卻贏得了香港的民心。80年代以來，麵臨香港回歸，在未來的政製安排上，金庸與北京的立場不謀而合，遭到香港輿論的攻擊，示威、焚燒《明報》，但他都不為所動。這裏有他少年時的創傷記憶，小學曆史課上的眼淚，也有他對既得利益的現實考慮，他坦言自己是“既得利益的建製派”。每個階段金庸都作出了自己的選擇。1967年的選擇曾給他帶來生命威脅，他成了“左派”的暗殺對象，這是他一生遭遇的最大危機。進入80年代，他的言論傾向發生變化，雖屢遭質疑，卻無須麵對這樣的威脅。他有抱負，更有縱橫捭闔的手段與謀略，香港甚至有人說他是“馬基亞維裏型的知識分子”。他的“政治現實主義”使他在京、港、台之間遊刃有餘。有一種看法，說他晚年日趨保守，功成名就之後，安享富貴，已失去六七十年代批判的鋒芒。事實上沒有這麼簡單。他畢竟是個複雜的人物，而不僅僅是個商人，“他是一位有信念的文化人卻是更重要的事實”。
金庸極力在京、港、台之間保持平衡，他多次對《明報》記者李廣榮等人說：“《明報》的立場，要以香港市民、內地人、台灣人和華僑的利益為依歸。”他身上的大中國情結，是沒有經曆過那個時代血與火的洗禮，又在1949年後定居海外的人很難體會的，他們對國家統一的向往，對國家強大所寄予的期望，都是深入骨髓的。如果對他們早年人生的動蕩和飄零海外的處境缺乏深入的理解，我們很難準確把握他們的這一心思。
早在1960年初，中國將與緬甸就邊界問題展開談判，金庸在1月29日的社評《向中共提一個意見》中說：“劃定邊界乃千年大業，不要為了遷就一時的外交策略而對緬甸過分讓步。是否侵略，日久自明。屬於中國的疆土卻一寸也不能退讓。”中國與印度、越南發生戰爭，他都是站在中國一邊，肯定、欣賞北京的方略進退，並不斷發表預測性的評論。1962年10月，中國與印度在邊境發生武裝衝突，美國國務院發表聲明，譴責中國對印度領土進行“不顧原則的挑戰”，是“猛烈的侵略性行動”，10月23日，金庸在《明報》發表社評《美國聲明，是非顛倒》，予以駁斥。
在釣魚島事件中，《明報》和《明報月刊》都是勁旅。金庸的中國立場極為清楚，《中國應即派兵上釣魚島》（1972年5月7日）等一係列社評傳遞出強烈的民族主義情結。1971年4月13日，他在社評《保衛主權，不可節外生枝》中說：“參加保衛釣魚島，不必附有任何條件，不必身家清白，政治思想純正，階級出身良好，不必一定品行端正，動機正確……任何條件的附加，都會引起爭執，削弱了力量。”對於這個立場，他一直很自豪。
中、蘇交惡，金庸一直稱頌毛澤東和中國的立場。他在1969年3月5日的社評《這次要讚一讚中共》中說：“中共以強硬態度對付這北方之熊，那是好漢子的行徑。”1976年9月10日，他在《毛澤東去世》社評中說：“他對於中國國家人民的功過，則依各人的政治立場而會有截然相反的看法。但有一件大功勞，全國人民都必須承認，那是他領導中國，堅強不屈地抗禦蘇聯對中國的侵犯。自從開始對蘇聯鬥爭以來，他這堅決反蘇的立場始終沒有絲毫動搖。”
金庸一直主張兩岸統一，反對台獨，反對“兩個中國”。1964年1月23日法國與北京建交，到2月11日的半個月中並沒有與台北斷交，他在1月29日、30日、31日接連發表《法國正式搞“兩個中國”》《法國“陽謀”，天下共見》《一個中國，兩個政府》等社評。
即使在20個世紀六七十年代，金庸在《明報》社評中猛烈抨擊“跋扈”的林彪、“算老幾”的江青之時，也從來沒有放棄過對周恩來、鄧小平、彭德懷等人的肯定、讚美和同情，隻是當年幼稚的香港“左派”把他當成了對立麵。他並不反對社會主義，隻是反對“文革”時期搞的那一套。“任何主義的本意都是為人民服務的，是有誠意的，隻是在發展的過程當中，滲入了雜質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