造成“金庸神話”的另一原因是，他一介文人竟登上了香港億萬富豪排行榜。在一個以拜金主義為導向的社會，人們對財富的追求與崇拜心理毋庸諱言。他作為一個文化符號，同時成為商業社會中的財富符號，他身上實在包含了太多的奇跡。羅孚直言，如果沒有香港，就沒有金庸：
有人說香港沒有什麼，“除了金庸，隻有平庸”。平庸是庸，金庸不庸。金庸是“鏞”的一分為二，金庸有金，金庸不庸是盡人皆知的。
“如果沒有香港，世上還有沒有金庸？”回答是否定的，金庸乃是香港特定時代的產兒——
如果沒有香港，世上就沒有金庸。如果沒有香港，金庸就隻有在上海度過四十年代的末日而進入五十年代的日子，當他寫他的處女作、第一部新派武俠小說《書劍恩仇錄》時，正好是內地大鳴大放，他這部書還未寫完，就進入大反右了，他有可能完成這樣的作品嗎？甚至他有可能寫作這樣的作品嗎？①
① 《南方周末》2002年1月31日。
1967年8月，香港正在“五月風暴”當中，風雨飄搖，《明報月刊》“編者的話”大概出自胡菊人手筆，但也代表了金庸的看法：
香港這個在英國統治下的小地方，對於中國人還有一層非常深重的意義。我們除了必須賴此海港來安身立命、成家立室、生兒育女之外，對於中國，特別是中國的文化，香港還可能有很大的貢獻。在現今中國的動亂局勢中，香港是一個有自由、有機會讓中國人能創造學術文化的少數地區之一。
……香港對我們重要，對中國之將來也同樣重要。讓我們珍惜這種自由，珍惜這種機會。
無論他的武俠小說，還是《明報》和財富，都是香港殖民時代的產物，是香港造就了“金庸神話”。如果他不是因為偶然的機會到了香港，而是留在內地，以他的家庭出身，在國民黨中央政治學校的學曆，在國民黨背景的《東南日報》和“小罵大幫忙”的《大公報》工作過的經曆，就算逃過1957年，也無所逃於“文革”。和千千萬萬同時代的知識分子一樣，他將一事無成，生命中最美好的年華注定將在流放、苦役和批鬥中度過。金庸全部的成功都是因為香港，他的成就與其說是“金庸神話”，不如說是“香港神話”。對此他很清醒：
如果我不來（香港），情況可能就完全不同了，我會繼續留在上海，在上海《大公報》幹下去，但可能在反右的時候就給鬥掉了，（笑）最有可能就是在反右時給鬥掉了，到後來在“文革”時可能又糟糕了。②
① 柳蘇《話說金庸》，柳蘇編《香港的人和事》，遼寧教育出版社2001年版，303—304頁。
② 冷夏《文壇俠聖：金庸傳》，396頁。
一、俗與雅
金庸說：“香港人的特征之一，跟世界其他地區比較，對追求‘物質’的欲望尤為強烈。香港地小人多，競爭激烈，因而‘想過好生活’的心願特別大，‘過好的生活’‘發財’‘有社會地位’往往會成為人生的目的。對於文化、藝術也輕易以商業性觀點來作判斷，以‘那值多少錢呢’來看待一切，這是我所擔心的。”
然而，正是在這樣一種商業社會，他的武俠小說才取得了空前的成功。經濟學家張五常當年曾追讀金庸的武俠小說，對時代環境有親身的體驗：
說金庸，我們要從第二次世界大戰後的社會說起。“年年難過年年過，處處無家處處家。”當時是一個無可奈何的社會，今天不論明天事，過得一天算一天。市場的取向，是在不知去向的日子中找點刺激。黃色刊物大行其道。……還珠樓主亂放飛劍，牙擦蘇與黃飛鴻鬥個不休，而寫到外國，我們有《陳查禮大戰黑手黨》。老外當時的文化也差不多。從美國運到香港的電影，要不是《原子飛天俠》，就是《銅錘俠大戰鐵甲人》。
在上述的文化環境中，好些到香港來的外江佬要寫稿為生。其中兩個比較特別：一個是梁羽生，另一個是金庸。他們談曆史，說藝術，論詩詞。為了生計他們發明了“新派”武俠小說。①
在普遍追求物質的消費型社會，人們的精神需求也是快餐式的，或者說，更需要一種“遊戲、趣味和娛樂”。金庸多次說自己的小說不過是“娛樂性讀物”：
我的小說也不能說寫得好，也不敢說文學家，總之我努力把小說寫好。現在我在中國及海外華人中比較受歡迎，我給他們提供一個比較好的娛樂，也不
① 張五常《我也看金庸》，《學術上的老人與海》，64頁。說非常有益，至少沒有太大的害處的一個娛樂品，有些讀者看了覺得很開心很高興，我就盡了我的責任。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