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年12月，上海《新聞記者》月刊全文刊載時加了個“編者按”：“他結合親身經曆，生動而又風趣地闡述了對新聞傳媒作為政黨‘喉舌’與‘工具’的理解，並用大量事實痛斥了西方所鼓吹的‘新聞自由’、‘人權大於主權’的極端荒謬性，他還談到了提高報人素質和辦好新聞教育問題。這次談話所涉及的觀點，出自一位長期生活在香港的老報人之口，在與會者中引起了熱烈反響。”
這篇談話引起海內外輿論的矚目。《明報》舊部、文字之交董橋讀到這些觀點，12月28日在《蘋果日報》“時事小景”專欄發表《金庸在杭州的談話》說：
金庸這樣堅決的立論，似乎建基在談話中的三項觀察：第一，傳媒是保國為民的重要工具，筆杆子既可以出政權，也可以毀政權；第二，目前中國政權十分穩固，應予支持，他今年在俄國聖彼得堡和愛沙尼亞所見的人民生活，遠遠不及杭州人；第三，資本主義社會中的傳媒言行不一，最終也是為他們的階級利益服務。
……寫小說奠定文學地位的金庸，正是著名報人查良鏞先生。他從事新聞工作四十七年，閱曆豐富，隨便說說傳媒問題，肯定影響深遠。查先生這篇談話雖然是在杭州發表，我在香港拜讀，竟有天涯咫尺之感：他對西方和香港的傳媒運作自有精辟的看法；他要新聞工作者向解放軍看齊，那倒是香港傳媒人要從頭學習的課題了。查先生的言論前進得很。①
① 《新聞記者》1999年12月，17—19頁，文末注明：記錄、整理者：萬潤龍，經金庸本人審定。
兩天後，金庸在《明報》回應說，董文“語焉不詳，斷章取義”，並公布講話全文，他在前言中說：“談話在內地發表，情況自與資本主義之香港環境歧異，錯誤或不足之處，敬請指教為感。”
有人指出他講話“互相矛盾”，他一麵說“資本主義社會中的傳播媒介，全然談不上什麼‘真實報道，公正評論’”，一麵又說“作為一個一生從事新聞工作的人，我信奉‘忠於事實，公正評論’的信條”。2000年1月20日，連經濟學家張五常也寫了《新聞何價？——與查良鏞商榷》一文：
……我絕對不同意查老所說的，美國的傳媒往往不盡不實。……可以肯定的是，這種報道遠比“大躍進”期間，一小畝地可種出數十噸糧食的“為國家好”的消息可靠得多。
我最不同意查老之處，是美國要“顛覆和侵略”中國。曆久以來，美國的傳媒慣於“顛覆”自己的政府。②
1999年10月，《明報月刊》出特大號，“新中國五十年總評說”專題的頭條就是金庸的《文景開元，何足道哉！》：
1976年清除“四人幫”後，踏上開放改革的康莊大道。漢朝文景，唐朝貞觀、開元，清朝康、雍、乾三個時代固然強盛繁榮，但有不少封建皇朝的腐朽與不合理、不公平之處，對人民壓迫剝削太多。這些情況現在大都已經革除了。如果今後繼續堅持開放、改革、法治、穩定的政策，放眼於百年大計而不計較一時的小利小忿，再行之五十年，中國又一個強盛興旺的黃金大時代在望，文景開元，何足道哉！
① 董橋《沒有童謠的年代》，154—155頁。
② 張五常《學術上的老人與海》，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01年版，69—72頁。
循著這些思路，我們便可以理解金庸在杭州的講話。然而，香港的董橋他們又如何理解得了他的心思？
三、浙江大學人文學院院長
自1994年10月金庸得到北京大學名譽教授的職銜以來，浙江大學、杭州大學、南開大學、華東師大、中山大學、遼寧師大、吉林大學等內地大學先後以名譽教授相贈。
1998年，與金庸關係密切的新華社香港分社副社長張浚生轉任新合並組成的浙大黨委書記。1999年，浙大聘金庸為人文學院院長。1985年張浚生到港任職不久，就去拜訪金庸，他以白蘭地酒招待，兩人從此結交，曾多次一同外出旅遊。
75歲高齡的金庸對浙大學生說：“我沒本事做你們的老師，不過年紀大些，做你們的大師兄好了。浙大的學生真的跟我很友好，自稱小師弟、小師妹，在黑板上寫了‘歡迎大師兄給我們講課！’的字。”①麵對中央電視台的鏡頭，他則說：“我們人文學院有七個係，有中文、曆史、哲學，中國哲學、外國哲學這些我懂得，我可以給學生講課，教新聞也可以，我辦過報紙，新聞意識我也懂得，還有國際關係，還有社會學，我也研究國際法，所以也懂得。七個係（之中）六個係我全部懂，我可以教，所以這個人文學院院長我有資格做。”②
之前，1997年4月4日，金庸向浙大捐贈100萬港幣成立了“浙江大學金庸人文基金研究會”。浙大給了他全校最高的教授待遇，他把所有工資都放到這個基金裏。他對白岩鬆說：“我自己版稅收入相當不錯，自己很夠用了，原來有資產在香港、外國，所以不需要靠這裏的薪水生活，如果不請我做院長，我也會捐錢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