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3年3月，金庸逐步將自己在“明智”的股份減至兩成多，收回1.7億元。3月31日，他和沈寶新分別辭去董事局主席、副主席之職，從4月1日起他隻擔任名譽主席、非執行董事，於品海接任董事局主席。③
第二天，金庸在《明報》發表《第三個和第四個理想》說：
這樣安排之後，我當然不再“擁有”《明報》了。但什麼叫作“擁有”？你能永遠擁有你的一切麼？二三十年之後，我人都不在了，還能擁有什麼？……再過三四十年，於品海先生也要將《明報》交托給別人了。他比我小三十幾歲，總可以再主持三十幾年吧？
金庸一生最佩服的人物是範蠡，《射雕英雄傳》中就借黃蓉之口有過很高的評價，範蠡還成為他短篇小說《越女劍》的主角。他筆下的範蠡為人倜儻，不拘小節，所作所為往往出人意料，其一生臨大事、決大疑，不知經曆過多少風險，最後攜西施泛舟太湖。他的朋友沈君山1998年在台灣“金庸小說國際研討會”開幕式致辭說，範蠡曾為“帝王師”，輔助勾踐“十年生聚，十年教訓”，完成吞吳複越的大業，然後擁絕代佳人西施歸隱江湖，還聚財無算。可惜金庸隻實現了範蠡的後兩個理想，卻沒有機會像範蠡那樣為“帝王師”。他一生沒有功業，想做個外交官都铩羽而歸。寫武俠、辦報是他不經意撞上的，甚至帶有一點無奈。《大公報》的同事、畫家黃永玉也覺得，“他應該幹別的事，他怎麼會寫起武俠小說來了呢”？“以他的才能和智慧，怎麼去寫武俠小說呢？他應該做比這個重要得多的事情。……他是很可愛的人，很溫和的人，而且那種神奇的力量你都很難想象。”他完全是無心插柳，既然沒有機會做“帝王師”，他便將滿腔的抱負寄托在報紙和小說中。①
① 冷夏《文壇俠聖：金庸傳》，401頁。
② 張圭陽《金庸與報業》，295、323頁。
③ 《明報主席查良鏞昨退休，改任名譽主席及非執行董事》，《明報》1993年4月1日。
經曆過國民黨統治的那些歲月，他沒有成為激進青年，這是一個值得關注的點。他從來無意做革命家。1972年1月29日，他在《作讀者的耳目和喉舌》社評中自白：
我們在香港辦報，隻是經營一家企業，並無做革命家的大誌，自知無此本事，也沒有雄心或野心去反對任何中國政府。但因為我們的讀者都是中國人，人人關心中國的事務，而《明報》的讀者又是比較關心政治的，因此我們有義務作為讀者的耳目和喉舌，一方麵將中國的消息向讀者報道，另一方麵又對中國的各種情形表示意見。
當他有機會參與起草香港基本法，他也視為牛刀小試，聊勝於無。他說：“我一直存了這個‘報恩思想’來做這件事。香港人待我極好，我除了寫幾部小說、辦一張報紙和幾份雜誌之外，報答遠遠不夠，在我晚年退休之前，盡力協助起草一部好好的基本法，雖仍不足以報答，總之是多出了一分力。”
金庸家裏掛著一副從浙江海寧老家帶出來的對聯，出自他先祖查昇的手筆：
竹裏坐消無事福，花間補讀未完書。
① 陳朝華主編《最後的文化貴族——文化大家訪談錄（第一輯）》，116頁。參見劉國重新浪博客《金庸的德行？》。
金庸自稱一直向往這樣的境界，但因辦報日夜辛勞，即使休息日也不免事事關心。從1946年起，他做了四十六年的新聞工作，總盼望能卸下重擔。至此才得閑居，他大感愉悅。
金庸忘不了《明報》初創的艱難，三十多年來，他們以10萬元的資本起家，創造了一個龐大的明報集團。1948年他離開內地時，尚有《大公報》《新民報》《世界日報》這些民間報紙，等他在香港辦報，內地已發生翻天覆地的變化。他和《明報》都是香港的產物，是香港造就了他。他多次說，《大公報》原來是派另一個同事來的，如果當初他留在上海，在上海《大公報》幹下去，以他的出身和中央政治學校學習的經曆，就算逃得過反右，也很難逃過“文革”。即使都安然無恙，也沒有機會寫武俠小說，更不可能辦報。
1993年12月，金庸再將一成多股份售給於品海的“智才”，套現約2.6億元。剩下的《明報》股份，他決定分五期全部出手，與《明報》完全脫離關係。12月31日，他辭去名譽主席職位。當天《明報》刊登董事局啟事：
……今年12月初，查先生致函董事局，希望自1994年1月1日辭去名譽主席及非執行董事之職銜，靜心歡度退休後旅遊、頤養、講學及著述之生活。董事局再三誠意挽留，查先生懇切表示年近七十，誌在“放下、自在”。董事局雖極感遺憾，然必須尊重查先生之心願。
……同人等曾長期追隨查先生者，情兼師友，受其身教言教之惠；新參加明報集團者，亦對查先生素所敬慕。茲值查先生七旬榮休，敬祝查先生健康長壽，逍遙自在。
從1959年起，《明報》將近三十五年的“查良鏞時代”徹底結束。他心裏不無難過，當天他對記者說：“我剛翻看一些《明報》的舊照片，眼淚都流出來了，有些舊同事已經去世了，真是舍不得。對於《明報》的舊同事，我有很深的感情。”一位明報人回憶：“我至今難以忘掉那一天的情景，偌大的辦公室，查先生將自己的日用品裝進紙盒。《明報》不再是查良鏞的《明報》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