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了解到，以他的才能和資產，不可能隻作為《明報》的少數股東而全心全力地投入經營。那豈不是為我“打工”？我當機立斷，建議他買入《明報》的控製性股權。他暫時資金不足，可以通過財政結構上的安排，使他以較少股份而擁有控製權，那便是明智公司的由來。至於股價呢，我們是真正的“君子國交易”，他出一個價錢，我說太多，這比市價高了很多；我出一個價錢，他說太少，不足以反映《明報》的潛力和發展遠景。我說在他積極進取的經營下，才有可能這樣發展，由我保守地管理，穩健有餘，進取不足。終於，在和沈寶新兄數度商議後，以折中的價格成交。
即使再低的價格，我也會欣然同意。當時市場上許多人不了解，有各種各樣稀奇古怪的揣測。其實我的動機很簡單，第一，要將《明報》交托給一個我充分信任的才幹之士，期望今後至少有三十年興旺發展，堅持誠信正直的報紙風格。第二，我可以快快樂樂地去享受兩大嗜好：讀書、旅行。隻有在興之所至的時候，才寫一些文章，在全無時間催逼下寫文章。
於品海先生替我完成了這兩大心願，使我得以在十分輕鬆、十分愉快的心情中頤養天年。①
那一刻，於品海成了他心目中最完美的接班人，年紀輕輕就有豐富的企業經營及投資經驗，而且對傳媒事業表現出異常的熱忱。還有另一層原因，有人說於品海長得像他死去的長子查傳俠。當記者問及此事，他坦然回答：“理性上我沒這樣想。但他跟我大兒子同年，都屬猴，相貌也的確有點像，潛意識上不知不覺有親近的感覺，可能有。”②
金庸在港島深水灣鄉村俱樂部設宴招待明報集團高層人員，大家都不說話，氣氛凝重，他打破沉默，以不無感傷的語氣正式宣布將退出明報企業，由於品海來接管，他簡單介紹了於的情況，並表示會一如既往地關心和支持明報企業：
自然規律是不能違反的，我已經67歲了，再過幾個月就68歲了，早已到了退休年齡。我精力漸漸衰退，如繼續掌管大權，企業和報館都會老化的，所以應當趁我頭腦還清醒的時候，為公司作長期的策劃。要使《明報》《明報月刊》《明報周刊》的生命比我個人的生命長得多……老實說，離開總是舍不得的。《明報》由我一手創辦，我一直看著他成長，就像我的兒女一樣，在感情上我怎麼舍得交給別人？但要《明報》能成功地辦下去，我則隻能放手……
① 《第三個和第四個理想》，《明報》1993年4月2日。
② 轉引自艾濤《金庸新傳》，309頁。
《明報》改組當天，於品海宣布，收購明報企業純粹是商業活動，是一項長期投資，不涉及政治，更不會涉及《明報》一貫的編輯方針。現在明報企業的市價每股約3元，即使有人願意出價20元，也不會轉讓。金庸充滿信心地對外界說：“雖然《明報》的股權有變，但報紙、雜誌的編輯權仍由自己負責，所以這方麵不會有什麼變化。”他還說，於品海向他保證，決不幹預明報企業的報紙雜誌編輯事務，因為於也認識到，明報企業最大的資產應該是《明報》和《明報周刊》的經濟效益和社會效益，是編輯這些刊物的一批文化界的精英，他不會愚蠢到來幹涉這樣的刊物和這樣的人才。他們達成協議前，於品海承諾不會辭退《明報》的舊員工。至於控製權，金庸表示，這是他和於品海商量後自願放棄的。況且他對權力本來就不熱衷，若按他的打算，他早就想徹底退出《明報》的具體事務，隻是同事們一再挽留，他才答應再幹幾年，這次能找到一個滿意的接班人接手他的事業，對他來說，實在是求之不得的好事。
四、牛津訪學
1991年秋天，金庸在加拿大溫哥華英屬哥倫比亞大學演講，題目是《中國強盛的根源——開放與改革》，指出中國曆史上有一個現象，先是有一段社會秩序混亂、多民族雜居、大規模戰爭、人民大量死亡的痛苦時期，由於中華民族“待人如己”的性格，以及重視“融合、中和”的哲學思想和“天下一家”的人文主義觀點，形成了不同民族的大融合和統一，中華民族就此壯大。春秋戰國的混亂演進為秦漢的大統一，五胡十六國的大混亂演進為隋唐的大統一，五代十國、遼金元和宋朝的長期戰爭再演進為明清的統一。他認為漢初、唐初、清初三個時代是最強大興盛、人民生活最安定幸福的時代，強大是由於開放與容納，興盛是由於秩序與改革。這三個大王朝又有一巧合：開國不久，第二代統治者處理不當，形成無秩序狀態，國家遭遇危機，通過一場小小的政變，第三代統治者再采取公平、穩定而有秩序的政策，國家因此強盛繁榮，出現了中國史上的黃金時代。
金庸一講完，就有一位外國教授起來提問：“中國現在實施開放改革政策，又是中共建國後的第二、三代，請問你是不是暗示，中國將會有一段富強繁榮的時期？”他回答：“我不是暗示，我是希望。我不是曆史命定主義者，不相信‘曆史上有這樣的原因，就一定有那樣的後果’，因為曆史上偶然的因素太多。然而曆史的教訓和經驗總是有用的，不論對於哪一個國家，容忍與改革永遠是有益的。”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