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年10月30日、12月5日，牛津大學聖安東尼學院與現代中國研究所分別投票通過他為訪問學者。牛津是他心目中的神聖學府，接到通知，他抑製不住內心的激動：
事先我擔心不被牛津大學選上，選上之後覺得很光榮。我在中學就夢想能到牛津或劍橋去讀書，這個夢想不能實現，常常覺得乃終生遺憾。現在能以相當於教授的資格去講學、研究，高興得很，覺得這個機會不能放棄。如果可能的話，後年我還想到劍橋做些研究。學術上要真的做出點成績出來才行。②
1992年2月，金庸卸下明報企業的重擔不久，即登上了飛往英國的飛機。
他在倫敦說，“希望仍以香港為長居之所，能出門遊曆天下，以償多年的心願”。“他之來牛津也是同樣的心情。他感歎少年時正逢國事蜩螗，他求學的年月自浙江至重慶，亦因烽火而飽受顛沛無定之苦，如今得來此著名的學府，感到很開心，恨不得再裝點書篋，重為學子。”③以後他到劍橋讀博，此時就埋下了伏筆。他對英國情有獨鍾，對美國則一輩子都很反感。他曾對陶傑說，“我看的英國書多。受那邊大學的影響也深……”
訪學半年，轉眼即逝，回到香港，他不無失落地對記者說：“我在牛津時，是希望能夠做些學術工作，但我的個性不適合，學術的基礎也不好，現在才開始，已做不成世界第一流的學者了。我還是比較適合做創作工作。”④
① 《明報月刊》1999年10月號，14—15頁。
② 楊莉歌《金庸傳說》，294頁。
③ 《明報月幹》1992年4月號，13頁。
④ 楊莉歌《金庸傳說》，293頁。
多年後金庸還說：“我在牛津大學做高級研究員，講講學，跟其他教授一談，覺得自己有些不足。……做新聞工作的人與專家學者有很大不同，做新聞工作每樣東西都知道一點點，但懂得不全麵。”
五、“放下無求心自在”
1966年以來《明報》在北角度過了四分之一世紀，那是《明報》的黃金時代，也是查良鏞時代。1992年，《明報》從北角搬到柴灣，啟用新的大廈“明報工業中心”。那時，外人並不知道金庸將要完全退出《明報》，蔣一樵在倫敦訪問他時，還對未來寄予期望：“他辦報的原則，或許不應隻依隨於難以恒常定義的所謂國家利益。……他若能以伏櫪之心，以更高層次的民主自由精神以勵新聞事業，並在‘九七’後留守香港，為保衛神聖的言論自由再盡餘力，嚐試把報業提升到西方的第四權力，而不隻是一部滾滾的印鈔機。”①
蓬萊極目覓仙山，但見白雲相往還。放下無求心自在，瓊宮仙境即人間。
1993年3月20日，金庸與江澤民會麵的第二天，由張浚生等陪同前往山東旅遊。在蓬萊閣看海時，應管理人員之請，即興題了這首詩。回到香港，金庸就找共創《明報》的老搭檔沈寶新，商量一起退休。
長於經營管理的“銅筆鐵算盤”沈寶新自《明報》創刊以來一直負責經理部的全部工作，金庸從不幹預。合作期間挑撥離間的人很多，造謠生非的事常有，但他們相互間從不懷疑，絕無絲毫惡感。對於編輯部的各種錯誤疏忽，沈寶新從未有一句怨言，而金庸也從未看過一次經理部的大小賬簿（偶爾查閱薪水、成本等，目的隻在做計劃，而非審核）。金庸說“我們互相絕對信任”。②“我跟沈先生合作到退休，合作無間，兩人從來沒有吵過架，他對我很尊重，我對他很客氣，我們私交也不錯。我們兩人個性都很溫和，都不是斤斤計較的。”①
① 《明報月刊》1992年4月號，13頁。
② 《友誼的集團，愉快的過程》，《明報》1974年5月20日。
長期以來，除了日、晚報，明報集團的月刊、周刊、書籍都由沈寶新個人全資的新昌印刷有限公司代印，僅1986年到1990年10月31日，四年七個月間付出的裝訂、印刷費就有1.632億港幣。金庸因顧全老同學情麵，也不好改變。②
沈寶新支持他的決定：
良鏞，三十多年來，你關於《明報》的任何大小決定，我從來沒有反對過一件。這最後一個決定我自然也欣然同意。我和你初中同級時，你是級長。我打籃球，是級隊選手。我隻求比賽贏球，至於要我做前鋒還是後備，毫無問題。我們辦《明報》大贏，年紀大了，自然要退居後備。《明報》現在還大贏特贏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