連韋小寶最後都坐擁七美，隱居大理去了。但對金庸來說，所謂“退隱”隻不過是賣掉《明報》而已。將《明報》上市是他退休計劃的重要一步，他並不想通過上市賺大錢，而是想減少對《明報》的控製和參與，最終完全退出。《明報》上市，他的持股量從八成減到了六成。
三、於品海其人
辭去《明報》社長之後，金庸已很少去《明報》，大部分時間在家讀書，研習佛經。對於出售《明報》一事，他一直放在心上，一有合適對象，就會約談，希望盡快實現退休計劃。他征詢子女的意見，看他們是否有意接掌《明報》，二女一子都不從文，各有自己的生活理想，對接手《明報》也無興趣。有人說“兒子的死改變了他的一生”，早在1981年他談到接班人計劃時說：“我的兒子和兩個女兒中文不好，恐怕沒有管理才能，性情和我相差甚遠。”②
① 張圭陽《金庸與報業》，287、292頁。
② 《解放月報》1988年第12期，17頁。
金庸也考慮過由《明報》的幾個得力助手接班，如潘粵生，雷偉坡等，他們服務《明報》三十多年，立下過汗馬功勞，但潘已移民加拿大，他最後也沒有選擇雷。他又不願意交給從事新聞業的女婿趙國安。為找一個合適的接班人，他費盡了心思。
就在這時，兩年前代表日本德間書店和金庸洽談過收購事宜的於品海再度找上門來，這次他是以智才管理顧問公司老板身份上門的。於品海1958年生於香港，在美國加州聖地亞哥大學讀電視新聞係時，辦過一份手寫的中文刊物。1977年轉到加拿大讀大學，修讀政治經濟。因盜用信用卡、冒簽他人支票等被判刑兩年減一天，服刑四個月後被遣返香港，與朋友一起辦了一份政論雜誌，隻出了五期。隨後進入《財經日報》做電訊翻譯，1985年創辦智才管理顧問公司，在廣西桂林經營漓苑酒店成功，並成立多家公司，涉及室內設計、酒店管理、房地產等，業務從內地擴展到香港地區及泰國、菲律賓等地。1991年初，智才出售旗下的酒店賺取1.5億多港元，全麵收購上市公司南海紡織。
金庸最擔心的是，這個年輕人有沒有改變《明報》立場的企圖。經多方調查，他肯定於品海並無特殊背景，才放心繼續洽商收購《明報》事宜。促使他作出最後決定的，據說是於品海的一句話：“隻要查先生願意賣《明報》，就是要我等上八年，我也會等！”①
經過多次洽談，雙方終於在1991年11月達成初步協議。12月12日，雙方聯合宣布：智才管理顧問公司技術性收購明報企業。金庸與於品海合組明智控股公司，智才占60%股權，金庸占40%。然後，通過一係列操作，使明智對《明報》的控股恰好略超過50%。收購完成，金庸仍持有明報企業的5%股權，但與於品海相比，已是小股東。新成立的明智控股公司由金庸任主席，實際工作則出於品海負責。
塵埃落定，於品海成功收購《明報》，引起各方紛紛猜測，人們疑惑，金庸為什麼將傾注了幾十年心血的《明報》，出售給一個名不見經傳、和他毫無關係的年輕人？於品海是否為日本財團做中介，控製香港傳媒呢？……一時傳言四起，《明報》員工也是議論紛紛，金庸為此解釋：
① 轉引自艾濤《金庸新傳》，309頁。
自從我公開表示要退休後，連智才在內，一共有十一個機構向《明報》探詢過收購或參股的可能……我一個個鄭重研究，有時還請獲多利等著名財務公司分析對方的提議條件。但第一，我不想將《明報》賣給外國公司；第二，我不希望收購《明報》的機構純粹從生意出發，而不是對新聞事業有一種奉獻精神與責任感。至於某些我懷疑具有政治目的的探盤者，根本沒有對之作任何回應。
經過相當長時間的交往和了解，我覺得於品海先生的經營管理才能令我十分佩服，正是鞏固與發展明報企業的理想人才，同時他對新聞事業具有熱誠，那是非常難得的性格。他出的價錢不是最高，連第二、第三高也不是，但我很樂意將《明報》的控製股權交在他手裏，正如日本的伊藤忠集團、西武集團、南海紡織的唐驥千先生等著名商界人士投了他一票一樣，我也投他一票。那是長期性的選擇，而不是一時性的“價高者得”，我隻盼望他不過分急進，必須未慮勝，先慮敗，以穩健手法來經營《明報》。明報集團今後有重大發展，那我是有充分信心的，我們其他同仁的責任，倒是在不斷研究各種行動中“失敗的可能性”，以及“萬一失敗”，如何善後。
他對於品海大為讚譽：
如果不是我運氣好，不會遇到於品海先生這樣似乎“度身定做”的，比我所想象、所要求更加精彩的人才。在和他交往數月之中，傾談“大計”，投機萬分。我們在香港天南地北地長談，兩個家庭又一起去日本旅行，在溫泉旅館中越談越高興。他是在加拿大讀政治經濟係的，對傳播事業至少已熱衷了十年。至於企業籌劃，那是天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