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這年4月中旬以來,《明報》社評的標題常常“宋體加黑”——這代表該篇是金庸親自執筆的,有時幾乎天天都是,6月11日的那篇還署了名。他說,“中立與客觀”向來是《明報》的立場和方針,他不斷提醒年輕的工作人員:“無論如何要冷靜理智,要分辨謠言和事實,要記得自己對國家、社會和廣大讀者負有責任。那一段時期中,不但每天說,在緊急的時刻更加一天中說上數次。但是每個人都是血肉之軀,都有熱血和熱情,人不是機器,怎麼能在這重大的關頭保持絕對的冷靜與客觀呢?”
幾乎每一分鍾,都有電話打進報館來,或提供最新消息,或表示強烈的意見,在這樣的氣氛下,要保持理智客觀真是難得很了。但報紙在任何情況之下都必須保持理智客觀,應當像一麵明亮的鏡子,將事實真相不加任何歪曲地反映出來。“由於當時局勢的混亂,真實消息的來源困難,采訪工作受到當局的嚴重限製,也由於工作人員個人的熱情和衝動,在新聞的發布和處理上,我們不能理智冷靜,也曾有不少錯誤。……我們的方針永遠是:尊重事實的神聖,那是不可歪曲的;保持意見的自由,那是應當獨立的。”①
不僅一般記者,就是《明報》高層的董橋、吳靄儀、張健波等人也都熱血澎湃。五年後,回顧那些日日夜夜,董橋說:“《明報》上下不眠不休的情景恍如昨日。我當時常常想:我們到底不是賣成衣的,也不是賣糕點的!”②
6月份《明報》的日發行量意外地超過20萬份,達到《明報》史上的最高峰。《明報周刊》的發行量一度高達30萬份,穩居香港娛樂周刊的榜首。《明報月刊》6月號第一版印出,頃刻賣光,改版加印,又賣光。一連印了四次,供不應求,而後麵印的內容與前麵有很大變化。剛剛接任總編輯不久的古德明說,雖然這是創刊三十三年來銷量最高的一期,編輯部裏卻沒有一張笑臉。
當年7月16日,《百姓》半月刊報道,根據可靠消息,金庸已委托律師行安排申請移民外國之手續,目的地為加拿大。報道提到他原有退休後到西湖附近買屋之意,加拿大雖有楓紅美景,又如何能跟秀麗江南相比?並感歎他如果真的移居異邦,《明報》是否還繼續經營?①
① 《事實神聖,意見自由》,《明報》1989年5月20日。
② 《明報》1994年5月20日。
移民的事此後再無下文,金庸倒是向外界透露了出售《明報》股份的消息。三十年來,《明報》一直隻有兩個股東,他占八成股份,沈寶新占兩成股份。消息一傳出,不少財團主動表示,希望能收購《明報》,包括國際傳媒大王默多克的《南華早報》、英國報業大亨麥士維的鏡報集團、新加坡聯合早報集團、日本德間書店集團等。香港百富勤證券公司的梁伯韜與創辦《資本》《資本家》雜誌的出版商鄭經翰聯手和他有過多次接觸、協商,價錢差不多已談好,梁、鄭連一張10億元的支票都準備好了,但最終沒有達成協議,因為金庸覺得他們收購《明報》隻是商業行為,無法體會《明報》包含的文化意義。他決定暫時擱置出售《明報》的計劃,先將《明報》上市,發行股票。
1990年,明報集團年贏利達到7000萬港幣,1991年衝破1億。金庸的個人資產估計超過了6億。1991年,《資本》雜誌的“90年代香港華人億萬富豪榜”上,金庸名列第64位,沈寶新名列第112位。金庸創造了商業社會“文人辦報”成功的一個神話。倪匡曾跟黃霜討論過,“中國幾千年曆史中,文人不做官而能致富者,怕隻有金庸一個人,舉不出第二個例子來了”。②
1991年3月22日上午,明報企業在香港聯合交易所正式上市,包括《明報》、《明報月刊》、《明報周刊》、明報出版社及翠明假期旅行社等,合並估價5.8億元,共發售了7500萬股新股,每股認購價2.9元,吸納了2.175億元,淨得資金近2億元。金庸表示,至少為《明報》再服務三年。
“《明報》的成功,可歸功於查良鏞個人的遠見。由早期以武俠小說的金庸作號召,邁向60年代以政論聞名的查良鏞年代,以至目前上市以企業手法經營《明報》,查良鏞成功地將《明報》塑造成了一份備受知識分子尊敬的報紙,可見他的高瞻遠矚。”此時,王世瑜還沒意識到,金庸已在著手賣掉《明報》。
① 沈慎《查良鏞移民加拿大》,《百姓》半月刊1989年7月16日,51頁。
② 翁靈文等《諸子百家看金庸》三,105頁。
早在1986年,金庸就在報社內部多次說過:“我希望報館現代化,我們長期家庭式經營,今後要製度化。”他曾說:“我想報館由一個人控製,一個人死了,報紙就不能生存。要是製度化了,即使個人被暗殺,報紙還是可以營運下去,所以我提出要製度化。”①其實他也是為“九七”作準備。
1989年,他為吳靄儀《金庸小說的男子》寫序說:
我在三十歲稍過後開始寫武俠小說,所描寫的男主角為數眾多,個性和遭遇頗為繁複。但寫到最後,男主角的結局通常不出於兩途:或鞠躬盡瘁,死而後已;或飄然而去,遁世隱居。大概由於我從小就對範蠡、張良一類高人十分欽仰,而少年時代的顛沛流離使我一直渴望恬淡安泰的生活,所以不知不覺之間,我筆下郭靖、喬峰、康熙一類的人物寫得較少,多數以另一類的歸宿為結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