至於無所謂“活文學”，亦與足下前此言之。……文字者，世界上最守舊之物也。……足下乃視改革文字如是之易乎？……覲莊這封信不但完全誤解我的主張，並且說了一些沒有道理的話，故我做了一首一千多字的白話遊戲詩答他。這首詩雖是遊戲詩，也有幾段莊重的議論，如第二段說：文字沒有雅俗，卻有死活可道。古人叫做欲，今人叫做要；古人叫做至，今人叫做到；古人叫做溺，今人叫做尿；本來同是一字，聲音少許變了。並無雅俗可言，何必紛紛胡鬧？至於古人叫字，今人叫號；古人懸梁，今人上吊；古名雖未必不佳，今名又何嚐不妙？至於古人乘輿，今人坐轎；古人加冠束幘，今人但知戴帽；若必叫帽作巾，叫轎作輿，豈非張冠李戴，認虎作豹？……又如第五段說：今我苦口嘵舌，算來卻是為何？正要求今日的文學大家，把那些活潑潑的白話，拿來鍛煉，拿來琢磨，拿來作文演說，作曲作歌。出幾個白話的囂俄和幾個白話的東坡，那不是“活文學”是什麼？那不是“活文學”是什麼？
這一段全是後來用白話作實地試驗的意思。
這首白話遊戲詩是五年七月二十二日做的，一半是朋友遊戲，一半是有意思做白話詩。不料梅、任兩位都大不以為然。覲莊來信大罵我，他說：讀大作如兒時聽蓮花落，真所謂革盡古今中外人之命者。足下真豪健哉！蓋今之西洋詩界，若足下之張革命旗者，亦數見不鮮。最著者有所謂Futurism，Imagism，FreeVerse，及各種Decadent movement sin Literature andin Arts，大約皆足下俗話詩之流亞，皆喜以“前無古人，後無來者”自豪，皆喜詭立名字，號召徒眾，以眩世人之耳目，而己則從中得名士頭銜以去焉。……信尾又有兩段添入的話：文章體裁不同。小說詞曲固可用白話，詩文則不可。今之歐美狂瀾橫流，所謂“新潮流”、“新潮流”者，耳已聞之熟矣。誠望足下勿剽竊此種不值錢之新潮流以哄國人也。（七月二十四日）這封信頗使我不心服，因為我主張的文學革命，隻是就中國今日文學的現狀立論，和歐美的文學新潮流並沒有關係。有時借鏡於西洋文學史，也不過舉出三四百年前歐洲各國產生“國語的文學”的曆史，因為中國今日國語文學的需要很像歐洲當日的情形，我們研究他們的成績，也許使我們減少一點守舊性，增添一點勇氣。覲莊硬派我一個“剽竊此種不值錢之新潮流以哄國人”的罪名，我如何能心服呢？
叔永來信說：足下此次試驗的結果，乃完全失敗是也。……要之，白話自有白話用處（如作小說、演說等），然不能用之於詩。如凡白話皆可為詩，則吾國之京調、高腔，何一非詩？……烏乎適之！吾人今日言文學革命，乃誠見今日文學有不可不改革之處，非特文言白話之爭而已。吾嚐默省吾國今日文學界，即以詩論，其老者，如鄭蘇盦、陳伯嚴輩，其人頭腦已死，隻可讓其與古人同朽腐。其幼者，如南社一流人，淫濫委瑣，亦去文學千裏而遙。曠觀國內，如吾儕欲以文學自命者，舍自倡一種高美芳潔之文學，更無吾儕側身之地。以足下高才有為，何為舍大道不由，而必旁逸斜出，植美卉於荊棘之中哉？……惟以此（白話）作詩，則仆期期以為不可。……今且假令足下之文學革命成功，將令吾國作詩者皆高腔京調，而陶、謝、李、杜之流，將永不複見於神州，則足下之功又何若哉？……（七月二十四夜）覲莊說：“小說詞曲固可用白話，詩文則不可。”叔永說：“白話自有白話用處，然不能用之於詩。”這是我最不承認的。我答叔永信中說：……白話入詩，古人用之者多矣（此下舉放翁詩及山穀、稼軒詞兩例）。……總之，白話之能不能作詩，此一問題全待吾輩解決。解決之法，不在乞憐古人，謂古之所無，今必不可有，而在吾輩實地試驗。一次“完全失敗”，何妨再來？若一次失敗，便“期期以為不可”，此豈科學的精神所許乎？
這一段乃是我的“文學的實驗主義”。我三年來所做的文學事業，隻不過是實行這個主義。
答叔永書很長，我且再抄一段：……今且用足下之字句以述吾夢想中之文學革命曰：（1）文學革命的手段，要令國中之陶、謝、李、杜敢用白話京調高腔作詩。（2）文學革命的目的，要令白話京調高腔之中產出幾許陶、謝、李、杜。（3）今日決用不著“陶、謝、李、杜”的陶、謝、李、杜。若陶、謝、李、杜生於今日，仍作陶、謝、李、杜當日之詩，則決不能更有當日的價值與影響。何也？時代不同也。（4）吾輩生於今日，與其作不能行遠，不能普及的五經、兩漢、六朝、八家文字，不如作家喻戶曉的《水滸》、《西遊》文字。與其作似陶、似謝、似李、似杜的詩，不如作不似陶、謝，不似李、杜的白話詩。與其作一個學這個、學那個的鄭蘇盦、陳伯嚴，不如作一個實地試驗，“旁逸斜出”，“舍大道而弗由”的胡適之。……吾誌決矣，吾自此以後，不更作文言詩詞。……（七月二十六日）這是第一次宣言不做文言詩詞。過了幾天，我再答叔永道：古人說：“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文字者，文學之器也。我私心以為文言決不足為吾國將來文學之利器。施耐庵、曹雪芹諸人已實地證明作小說之利器在於白話。今尚需人實地實驗白話是否可謂韻文之利器耳。……我自信頗能用白話作散文，但尚未能用之於韻文。私心頗欲以數年之力實地練習之。倘數年之後，竟能用文言白話作文作詩，無不隨心所欲，豈非一大快事？我此時練習白話韻文，頗似新辟一文學殖民地。可惜須單身匹馬而往，不能多得同誌，結伴同行。
然吾去誌已決。公等假我數年之期，倘此新國盡是沙磧不毛之地，則我或終歸老於“文言詩國”亦未可知。倘幸而有成，則辟除荊棘之後，當開放門戶，迎公等同來蒞止耳。“狂言人道臣當烹。我自不吐定不快，人言未足為重輕。”足下定笑我狂耳。……（八月四日）這時我已開始作白話詩。詩還不曾做得幾首，詩集的名字已定下了，那時我想起陸遊有一句詩“嚐試成功自古無”，我覺得這個意思恰和我的實驗主義反對，故用“嚐試”兩字作我的白話詩集的名字，要看“嚐試”究竟是否可以成功。那時我已打定主意，努力做白話詩的試驗；心裏隻有一點痛苦，就是同誌太少了，須“單身匹馬而往”，我平時所最敬愛的一班朋友都不肯和我去探險。但是我若沒有這一班朋友和我打筆墨官司，我也決不會有這樣的嚐試決心。《莊子》說得好：“彼出於是，是亦因彼。”我至今回想當時和那班朋友，一日一郵片，三日一長函的樂趣，覺得那真是人生最不容易有的幸福。我對於文學革命的一切見解，所以能結晶成一種有係統的主張，全都是同這一班朋友切磋討論的結果。五年八月十九日我寫信答朱經農（經）中有一段說：新文學之要點，約有八事：（一）不用典。（二）不用陳套語。（三）不講對仗。（四）不避俗字俗語。（五）須講求文法。以上為形式的一方麵。（六）不作無病之呻吟。（七）不摹仿古人，須語語有個我在。（八）須言之有物。以上為精神（內容）的一方麵。
這八條，後來成為一篇《文學改良芻議》（《新青年》第二卷第五號，六年一月一日出版）。即此一端，便可見朋友討論的益處不少了。
我的《嚐試集》，起於民國五年七月，到民國六年九月我到北京時，已成一小冊子了。這一年之中，白話詩的試驗室裏隻有我一個人。因為沒有積極幫助，故這一年的詩，無論怎樣大膽，終不能跳出舊詩的範圍。
我初回國時，我的朋友錢玄同說我的詩詞“未能脫盡文言巢臼”，又說“嫌太文了”。美洲朋友嫌“太俗”的詩，北京的朋友嫌“太文”了，這話我初聽了很覺得奇怪。後來平心一想，這話真是不錯。我在美洲做的《嚐試集》，實在不過能勉強實行了《文學改良芻議》裏麵的八個條件，實在不過是一些刷洗過的舊詩。這些詩的大缺點就是仍舊用五言、七言的句法。句法太整齊了，就不合語言的自然，不能不有截長補短的毛病，不能不時時犧牲白話的字和白話的文法，來遷就五七言句法。音節一層，也受很大的影響。第一，整齊劃一的音節沒有變化，實在無味。第二，沒有自然的音節，不能跟著詩料隨時變化。因此，我到北京以後所做的詩，認定一個主義，若要做真正的白話詩，若要充分采用白話的字、白話的文法和白話的自然音節，非做長短不一的白話詩不可。這種主張，可叫做“詩體的大解放”。詩體的大解放就是把從前一切束縛自由的枷鎖鐐銬，一切打破，有什麼話，說什麼話，話怎麼說，就怎樣說。這樣方才可有真正白話詩，方才可以表現白話文學的可能性。《嚐試集》第二編中的詩，雖不能處處做到這個理想的目的，大致照這個目的做去。這是第二集和第一集不同之處。
以上說《嚐試集》發生的曆史。……我覺得我的《嚐試集》至少有一件事可以供獻給大家的。這一件可供獻的，就是這本詩所代表的“實驗的精神”。我們這一班人的文學革命論所以同別人不同，全在這一點試驗態度。……我們認定白話實在有文學的可能，實在是新文學唯一的利器。但是國內大多數人都不肯承認這話——他們最不肯承認的，就是白話可作韻文的唯一利器。我們對於這種懷疑，這種反對，沒有別的法子可以對付，隻有一個法子，就是科學家的試驗方法。科學家遇著一個未經實地證明的理論，隻可認他做一個假設，須等到實地試驗之後，方才用試驗的結果來批評那個假設的價值。我們主張白話可以做詩，因為未經大家承認，隻可說是一個假設的理論。我們這三年來，隻是想把這個假設用來做種種實地試驗——做五言詩，做七言詩，做嚴格的詞，做極不整齊的長短句，做有韻的詩，做無韻的詩，做種種音節上的試驗——要看白話是不是可以做好詩，要看白話詩是不是比文言詩要更好一點。這是我們這班白話詩人的“實驗的精神”。我這本集子裏的詩，不問詩的價值如何，總可以代表這點實驗精神。這兩年來，北京有我的朋友沈尹默、劉半農、周豫才、周啟明、傅斯年、俞平伯、康伯情諸位，美國有陳衡哲女士，都努力作白話詩。白話詩的試驗室裏的試驗家漸漸多起來了。但是大多數的文人仍舊不敢輕易“嚐試”。他們永不來嚐試，如何能判斷白話詩的問題呢？耶穌說得好：“收獲是很多的，可惜做工的人太少了。”所以我大膽把這本《嚐試集》印出來，要想把這本集子所代表的“實驗的精神”貢獻給全國的文人，請他們大家都來嚐試嚐試。
我且引我《嚐試篇》作這篇長序的結論：“嚐試成功自古無”，放翁這話未必是。我今為下一轉語：“自古成功在嚐試。”請看藥聖嚐百草，嚐了一味又一味。又如名醫試丹藥，何嫌六百零六次？莫想小試便成功，那有這樣容易事。有時試到千百回，始知前功盡拋棄。即便如此已無魂，即此失敗便足記。告人“此路不通行”，可使腳力莫枉費。
我生求師二十年，今得“嚐試”兩個字。作詩做事要如此，雖未能到頗有誌。作《嚐試歌》頌吾師，願大家都來嚐試。
此可以窺見胡適文學革命思想之曆程焉。所以自號於天下者有三：曰八不主義也，曰曆史的文學進化觀念也，曰文學的試驗精神也。稽其著述，言八不主義者，有《文學改良芻議》、《建設的文學革命論》焉。言曆史的文學進化觀念者，有《曆史的文學觀念論》、《五十年來之中國文學史》焉。至文學試驗之精神，則表以《嚐試集》之一序焉。一時和之而首為驅除難者，陳獨秀及浙江錢玄同也。林紓、馬其昶之倫，皆文章老宿，而紓尚氣好辯，尤負盛名，為適所嫉，摭其一章一句，縱情詆毀，複嗾其徒假名曰王靜軒者，佯若為紓辯護，同時並刊駁難而聳觀聽。及紓弟子李濂鏜，欲訪所謂王靜軒者而與之友，則烏有先生也，歎曰：“昔人所謂不信之至欺其友，不意鏜親見之。”紓則憤氣填膺而無如何。既以摧抑不得伸喙。獨安徽梅光迪、江西胡先驌，故偕適留學美國，稱歡交，然論文學則齗齗不相下。適倡革命，而光迪、先驌主存古，與適持。先驌尤褒彈不遺餘力。
胡適以仿古之文言文為死文學，而新倡之白話文為活文學，文學有死活，無雅俗。胡先驌曰：“不然。文學之死活，以其自身之價值而定，而不以其所用之文字之今古為死活。故荷馬之詩，活文學也，以其不死不朽也，喬塞Chaucer之詩，活文學也，以其不死不朽也。梭和科Sophocle之戲劇，活文學也，以其不死不朽也。席西羅Cicero之演說，活文學也，以其不死不朽也。蒲羅大Plutarch之傳記，活文學也，以其不死不朽也。反而論之，Edgar Lee Masters之詩，死文學也，以其必死必朽也，不以其用活文字之故而遂得不死不朽也。陀司妥夫士忌、戈爾忌之小說，死文學也，不以其轟動一時，遂得不死不朽也。適之君之《嚐試集》，死文學，以其必死必朽也，不以其用活文字之故而遂得不死不朽也。物之將死，必精神失其常度，言動出於常軌，適之君輩之詩之鹵莽滅裂，超於極端，正其必死之征耳。一種運動之價值，初不係於成敗，而一時之風行，亦不足為成功之征。舍以古今為死活，則是世間無不朽之著作，而每種名著，時過境遷，至多亦不過流傳二三百年矣。天下寧有是理耶？”胡適以為：“歐洲中古時，各國皆有俚語，而以拉丁文為文言，凡著作書籍皆用之，如吾國之以文言著書也。其後意大利有但丁諸文豪，始以其國俚語著作，諸國踵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