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日歐洲諸國之文學，在當日皆為俚語，迨諸文豪興，始以‘活文學’代拉丁之死文學，有活文學而後有言文合一之國語也。”胡先驌曰：“不然。語言若與文字合而為一，則語言變而文字亦隨之變。故英之Chaucer去今不過五百餘年，Spencer去今不過四百餘年，以英國文字為諧聲文字之故，二氏之詩已如我國商周之文之難讀，而我國則周秦之書尚不如是。蓋歐文諧聲，中文辨形。諧聲之文字，必因語言之推遷而嬗變。辨形之文字，則雖語言逐漸變易，而文字可以不變。故吾國文字不若歐洲各國文字之易於變易也。向使言文合一，文隨語變，宋元之文已不可讀，況秦漢、魏晉乎？此正中國言文分離之優點。夫《盤庚》、《大誥》之所以雜於《堯典》、《舜典》者，即以前者為殷人之白話，而後者乃史官文言之記述也。故元曲之白話，於今不多可解，然宋元人之文章則與今日無別。論者不思其便利，而欲故增其困難乎？抑宋元以上之學，已可完全拋棄而不足惜，則文學已無流傳於後世之價值，而古代之書籍可完全焚毀矣。斯又何解於西人之保存彼國之古籍耶？
且西人言文何嚐合一？其他無論矣，即以戲曲論，夫戲曲本取於通俗也，何莎士比亞之戲曲所用之字至萬餘？豈英人日用口語須用如此之多之字乎？小說亦本以白話為本也者，今試讀Charlotet Bronte之著作，則見其所用典雅之字極夥。其他若Dr.Johnson之喜用奇字者，更無論矣。且曆史家如Macawlay，Prescott，Green等，科學家如達爾文、赫胥黎、斯賓塞爾等，莫不用極雅馴、極生動之筆以紀載一代之曆史，或敘述辯論其學理，而令百世之下猶以其文為規範，此又何如耶？大抵口語所用之字句多寫實，而文學所用之字句多抽象，用白話以敘說高深之學理，而欲期以剴切簡明，難矣。今試用白話以譯Bergson之創製《天演論》，必致不能達意而後已，若欲參入抽象之名詞、典雅之字句，則又不為純粹之白話矣。又何必不用簡易之文言，而必以駁雜不純之口語代之乎？”胡適以為：“五言七言之詩，句法整齊，不合語言之自然，而有截長補短之病，故詩體之大解放，在打破一切枷鎖自由之枷鎖鐐銬。五七言之整齊句法，亦枷鎖詩體自由之一種枷鎖鐐銬也。”胡先驌曰：“不然。中國之有五七言詩，猶西國之有Meter也。惟歐語複音多，故不能如中國四言、五言、七言之整齊，然必高音低音錯綜而為Meter，而限定每句所含Feet之數，自希臘荷馬以來即然。
主張解放之大詩家威至威斯Wordsworth以為：‘可悲之境況與情感，寫以句法整齊之韻文，以視用散文之效力為久遠。’又謂：‘由整齊之句法所得之快樂，蓋為由不同而得有同之感覺之快樂。’辜勒律Coleridge已謂：‘詩與文之別，即在整齊之句法與葉韻。’德昆西Dequincey以為：‘整齊之句法，可輔助思想之表現。’漢特J.H．LeighHunt以為：‘詩之佳處，在全體整齊，而各部分變異。’波Poe以為：‘整齊句法與音節皆不容輕易拋棄者。’英詩人德來登Dryden以為：‘韻之最大之利益，即在限製範圍詩人之幻想。蓋詩人之想象力往往恣肆而無紀律，無韻詩使詩人過於自由，使詩人嚐作多數可省，或可更加錘煉之句。苟有韻以為之限製，則必將其思想以特種字句申說之，使韻自然與字句相應，而不必以思想勉強趁韻。思想既受有此種限製，審判力倍須增加，則更高深、更清晰之思想，反可因之而生矣。’豈非句法之整齊與葉韻，為詩體之不可廢者耶？考之歌謠，靡不以整齊句法為之：‘月光光，姊妹妹’，三言也。‘月亮光光，照見汪洋’，四言也。‘打鐵十八年，賺個破銅錢’，五言也。‘行也思量留半地，睡也思量留半床’，七言也。此外二三六言、八言、九言、十言特稀。蓋二言氣促，六言突兀，八、九、十言過長。八、九、十言即有之，亦必分為三、四、五言小段，如‘太夫人，移步出堂前’，雖為八言，然為三言與五言所合成；‘蔡鳴鳳，坐店房，自思自想’，雖為十言，然為兩三言、一四言所合成。可見四言、五言、七言者，中國語中最適宜之句法也。惟四言詩隻盛於周，而五言古詩則自漢魏以至於齊梁，幾為唯一之詩體，其時七言詩雖有作者，然不及五言之重要。即至唐宋以還，雖七言古興，而律詩大盛，然五言古始終占第一重要位置，直至今日，學詩者猶以為入手之途徑、最後之規則，其間豈無故哉。蓋五言古既可言誌，複能抒情，既可敘事，複能體物。
阮步兵之《詠懷》，陳子昂之《感遇》，李太白之《古風》，皆言誌之詩也。《孔雀東南飛》、《木蘭詞》，皆敘事之詩也。謝靈運之作，大半皆寫景之詩也。詩之能事，五言古幾盡能之。所不能者，為七言古詩之剽疾流利、抑揚頓挫，與夫五七言近體詩之一唱三歎，音調鏗鏘耳。七言古以剽疾流利、抑揚頓挫為本，故宜於筆力矯健之作，故雖說理言誌不及五言，而跌宕過之，然以七言古之跌宕委婉，一調葉其聲調，使之諧婉，則七言古詩中之長慶體，又為敘事之良好工具矣。蓋敘事貴婉轉盡致，因之音節亦尚諧婉。長慶體全用律句以作古詩，其聲調之鏗鏘、情韻之纏綿，遂較平常之七言古詩出一頭地。元、白不論，即梅村之能嗣響長慶，亦正以其用長慶體故也。至五七言律詩，以八句四韻之短幅，複以對偶為要旨，自不能如五七言古極縱橫闊大盡理窮物之能事。胡適之君必以不講對仗為改良詩體之一事，則又與於不知詩之甚者也。夫天地間事物，比偶者極多，俯拾即是，雖在周秦之世，諸子名理之言，亦尚排偶，而《古詩十九首》之‘青青河畔草，鬱鬱園中柳’、‘胡馬依北風，越鳥巢南枝’，蘇、李詩之‘昔為鴛與鴦，今為參與辰’、‘燭燭晨明月，馥馥秋蘭芳’、‘征夫懷往路，遊子戀故鄉’，皆為對仗。至謝靈運之詩，則幾於自首至尾皆為對仗。以後無論五七言古詩，皆寓偶於奇，雜以對仗。雖適之君所推崇之白香山、陸放翁之五七言古詩，亦對仗極多。放翁之五古，且有自首至尾皆用對仗者。
古來名人中之喜用單行以作古詩，唯元遺山一人耳。近體詩唯五言、七言排律不耐誦讀，其原因初不盡在對仗，蓋音調之過於諧婉，實為一大原因。故雖以老杜五排之波瀾壯闊，而喜讀之者卒鮮也。在古詩之諧暢，作者能錯落其句法以救單調之害耳。此即漢特所謂‘全體整齊而各部變異’，正所以‘達到美之最後之目的’者也。夫單行與對仗各有效用。單行句法雄渾嚴整，厚重緩和，故不求流動而欲端整之作宜之。言非一端，亦各有當，寧必以去對仗為盡作詩之能事乎？”先驌字步曾，江西南昌人，美國加利福尼亞大學農科學士，曆廬山森林局副局長、東南大學植物教授，顧先驌治植物學而好譚文學，與胡適友善，而論文不為唯阿。“時代精神”者，胡適之所騖也，先驌曰：“勿騖於‘時代精神’。須知文學之最不可恃者，厥為時代精神，以於事過境遷，不含‘不朽’之要素也。”“文學創造”者，胡適之所誇言也，先驌曰：“勿誇言‘創造’，而忘不可免之摹仿。須知茹古者深，含英咀華，‘創造’即在摹仿之中也。”著有《中國文學改良論》、《文學之標準》、《評〈嚐試集〉》、《評胡適〈五十年來中國之文學〉》，具載《學衡》雜誌，皆難適而作，寖以失歡，絕交於適焉。
在前清光宣之際，北京大學之文科，以桐城家馬其昶、姚永概諸人為重鎮。民國新造，浙江派代之而興，章炳麟之徒乃有多人，登文科講席，至是桐城派乃有式微之歎。著於林紓《畏廬文集》者，可覆按也。然自陳獨秀為文科學長，用適之說，一時新文學之思潮，又複澎湃於大學之內。浙士錢玄同者，嚐執業於章炳麟之門，稱為高第弟子者也。為人文理密察，雅善持論，至是折而從適，為之疏附。適驟得此強佐，聲氣騰躍，既倡新文藝以摧毀古文，又講新文化以打倒禮教，而學生運動亦適一力提倡以臻極盛，然而無以持其後。動而得謗，名亦隨之。群流景仰，以為威麟祥鳳不啻。梁啟超清流夙望，亦心畏此咄咄逼人之後生，降心以相從，適亦引而進之以示推重，若曰：“此老少年也。”啟超則彌沾沾自喜，標榜後生以為名高。一時大師，駢稱梁、胡。二公揄衣揚袖，囊括南北，其於青年實倍耳提麵命之功，惜無抉困持危之術。啟超之病生於嫵媚，而適之過乃為武譎。夫嫵媚則為麵諛、為徇從，後生小子，喜人阿其所好，因以恣雎，不悟是終身之惑，無有解之一日也。武譎則尚詐取、貴詭獲，人情莫不厭艱巨而樂輕易，畏陳編而嗜新說，使得略披序錄，便膺整理之榮，才握管觚，即遂發揮之快，其幸成未嚐不可樂，而不知見小欲速，中於心術，陷溺既深，終無自拔之一日也。然當是時，白話文乘方興之運，先之以《新青年》之摧鋒陷陣，胡適、陳獨秀、錢玄同諸人實為主幹。而風氣所鼓，繼起應和者，北京則有《新潮》月刊、《每周評論》，上海則有《民國日報》附張之“覺悟”、《時事新報》之“學燈”，推波助瀾，一以“國語的文學，文學的國語”十字為宣傳，是則胡適建設的文學之鵠者也。
於是教育部以民國九年頒“小說課本改用國語”之令，而白話文之宣傳，益得植其基於法令。勢力既盛，流派斯分。有寫以中國之普通話，而文言雜廁在所不禁者，胡適輩是也。有摹仿歐文而諡之曰“歐化的國語文學”者，始倡於浙江周樹人之譯西洋小說，以順文直譯為尚，斥意譯之不忠實，而摹歐文以國語，比鸚鵡之學舌，托於象胥，斯為作俑。效顰者乃至造述抒誌，亦競歐化，《小說月報》盛揚其焰。然而詰屈聱牙，過於周誥，學士費解，何論民眾。上海曹慕管笑之曰：“吾儕生願讀歐文，不類見此妙文也。比於上海時裝婦人，著高底西式女鞋而跬步傾跌，益增醜態矣。崇效古人，斥曰‘奴性’，摹仿外國，獨非‘奴性’耶？”反唇之譏，或謔近虐。然始之創白話文以期言文一致，家喻戶曉者，不以“歐化的國語文學”之興而荒其誌耶？斯則矛盾之說，無以自圓者矣。或者以白話之盛，而有周樹人之“歐化的國語”，比之文言之盛，而有章士釗之“歐化的古文”。然章士釗之“歐化的古文”謹嚴，而周樹人之“歐化的國語文”則詞意拖遝。章士釗之“歐化的古文”條達，而周樹人之“歐化的國語文”則字句格磔。一則茹古涵今，熔裁自我；一則生吞活剝，模擬歐文，孰為得失，必有能辨之者焉。
自胡適之創白話文也，所持以號於天下者，曰：“平民文學也，非貴族文學也。”一時景附以有大名者，周樹人以小說著，徐誌摩以詩聞。而樹人著小說，工於寫實，所為《阿Q正傳》，尤為世所傳誦。誌摩為詩則喜堆砌，講節奏，尤崇震動，多用疊句排句，自謂本之希臘，而欣賞自然，富有玄想，亦差似之，一時有詩哲之目。樹人擅寫實，誌摩喜玄想，取徑不同，而皆揭“平民文學”四字以自張大。後生小子，始讀之而喜，繼而疑，終而詆曰：“此小資產階級文學也，非真正民眾也。樹人頹廢，不適於奮鬥。誌摩華靡，何當於民眾。誌摩沉溺小己之享樂，漠視民眾之慘怚，唯心而非唯物者也。至樹人所著，隻有過去回憶而不知建設將來，隻見小己憤慨而不圖福利民眾。若而人者，彼其心目何嚐有民眾耶？”若由小己而轉向民眾以繼起有聞者，曰郭沫若、鬱達夫。郭沫若代表青年抵抗一派，鬱達夫代表青年頹廢一派，而其所以可貴，則要在意趣之轉向勞動階級。而於是所謂新文藝之新而又新者，蓋莫如第四階級之文藝，諡之曰普羅文學者是也。郭沫若、蔣光赤實魁於曹。其精神則憤怒抗進，其文章則震動咆哮，以唯物主義樹骨幹，以階級鬥爭奠基石，急言極論，即此可征新文藝之極左傾向。而周樹人、徐誌摩則為新文藝之右傾者。其集會結社，則有文學研究會、新月社，以代表右傾。而左傾者，則有所謂左翼作家聯盟、自由運動大同盟、無產階級文藝俱樂部、國際文化研究會、馬克斯主義文藝理論研究會、普羅詩社、社會科學家聯盟，風起雲湧，萬竅怒號，其不知者尚闕如也。至於胡適喜談國故，新青年則譏之曰：“胡適之趕逐不上我輩，跑向故紙堆中去矣。”波靡流轉，莫知所屆。向之誚人落伍者，轉瞬而人譏落伍。十年推排，已成老物，身名寂寞，胡適蓋不勝今昔之感。而逐林紓之後塵，以為後生揶揄雲，又豈適始計之所及料也哉？餘故著其異議，窮其流變，而以俟五百年後之論定焉，亦當世得失之林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