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適附周樹人、徐誌摩胡適，字適之，安徽績溪人，美國哥倫比亞大學哲學博士，歸國後遂任北京大學文科教授。文學革命之論，自適發其機緘。初梁啟超創新民之文體，章士釗衷邏輯為論衡，斯亦我行我法，脫盡古人恒蹊者矣。然襲文言之體，或有明而未融之處，而士釗之邏輯文學，淺識尤苦索解。故當第一次《甲寅》風行之日，北京《亞細亞日報》記者黃遠庸致書士釗以相切論曰：“居今論政，不知從何說起。遠意當從提倡新文學入手。綜之當使吾輩思潮，如何能與現代思潮相接觸而促其猛省，而其要義，須與一般之人生出交涉，法須以淺近文藝，普遍四周。史家以文藝複興為中世改革之根本，足下當能悟其消息盈虛之理也。”士釗答曰：“提倡新文學，自是根本救濟之法，然必其國政治差良，其程度不在水平線下，而後有社會之事可言，文藝其一端也。”觀其辭有抑揚，殆未以遠庸之言為盡然，然胡適則謂：“士釗邏輯文學之大病，在不能‘與一般之人生出交涉’，如遠庸所雲也。”遠庸，名為基，以字行，江西九江人。父儒藻，文采秀發，諸生不第，遂薄宦浙江。母姚，漢上名族，習禮明詩。遠庸問學夙成，實資母教。年十六，補諸生。
二十歲，舉於鄉。明年連捷，中前清光緒甲辰進士，以知縣即用。時朝廷設進士館，新第之授京職者，得入館肄業，或遊學外國，三年程其功課以為高下而遷除之。遠庸不得京職，而有誌於遊學，請於當國，再三乃許。於是赴日本，入中央大學習法律科，黽勉研索，昕夕無間，且以餘力旁及英吉利文字。己酉秋，學成回國，實為宣統元年。調郵傳部，奏改員外郎。時掌部者為尚書徐世昌，侍郎汪大燮、沈雲沛，鹹相引重，派參議廳行走兼編譯局纂修官。會部纂《郵電航路四政條例》成，將奏禦，前缺例言，諸曹郎皆以時促，不敢任，獨以屬遠庸，給劄郎署，不逾晷，成數千言，敘述詳贍，文詞淵雅，見者服其工捷。遠庸之東遊而歸也，同裏李盛鐸亦歸自歐洲，同僦居於海岱門內，遠庸方肆力於文學，又有誌於朝章國故。盛鐸告之曰：“吾見歐士之諳近世掌故者，多為新聞撰述家。以君之方聞博涉，必為名記者。”而遠庸從事新聞記者之業，實基於此。國變以後，部長留之曹署，而遠庸絕意進取，謝不往也。時京滬諸報，各以新聞論著相屬。遠庸文章，典重深厚，胎息漢魏，及是為洞朗軒辟，辭兼莊諧，尤工通訊，幽隱畢達，都下傳觀，有紙貴之譽。然論治不能無低昂，論人不能無臧否，而於國民黨尤多砭戒，以故名益盛而仇者忌者日益滋。及袁世凱為帝，屬為文以讚，而遠庸高名跡近，不欲應，不敢不應，草一文若諷若嘲。世凱既心不喜，而傳者遽言遠庸勸進也。徒以言論文章，觀聽所係，世凱必欲用之，而仇袁者則必欲殺之。袁世凱欲使遠庸之上海，主幹《亞細亞日報》以為帝製張目。遠庸心知不可，久遲且無幸，亟浮海避日本，居數日，若有人蹤，東渡美洲，抵桑港，遇刺而死，年三十二歲。遠庸風神朗澈，和易近人，簪舄交錯之時，遠庸一至，則談諧泛演，四座春生。居日本久，縞紵彌廣，每當宴集，輒促致辭，音響方終，讚歎盈耳。聞遠庸之死，鹹奔走告語，太息彌襟，謂此才之不易得也。生平持論，以為：“文藝家之能獨立者，以其有人生觀。人生觀之結果，乃至無解決、無理想，乃至破壞一切秩序、法律及世俗之所謂道德綱常，而文藝家無罪焉。
彼其職在寫象，象如是現，寫工不得不如是寫，寫工之自寫亦複如是。故文藝家第一義在大膽，第二義在誠實不欺，技之工拙存乎其人，天才亦半焉。吾國人之文學家，好稱文以載道，而所謂古文學者，什有七八如此。大抵論教必尊孔，論倫理必尊禮教，論文必尊所謂古文，皆吾所謂專製一孔之見，其於今日決當唾棄。”海鹽朱聯沅、芷青誦說其文而大賞歎曰：“是能談新文藝者，吾生幾見。”遂相交歡。而遠庸自謂每見芷青，則一見一心醉，見即與談所謂新文藝者，其大旨以為：“吾人今日思想界，乃最重寫實及內照之精神，雖甚粗糙而無傷也。餘既不能修飾其思想，則亦不能修飾其文字。若真有見之發怒而冷笑者，則即餘文之價值也。”聯沅輒冷然善焉。聯沅既以早夭，遠庸又不良死，而於所謂新文藝者，徒托諸空言，未及見諸行事之深切著明也。及胡適自美洲畢所學而歸，都講京師，倡為白話文。其友人陳獨秀誦其說而張之，以其長大學文科，銳意於意大利文藝改革之事也。登高之呼，薄海風動，駸駸乎白話篡文言之統，而與代興為文章之宗焉。其論文學革命之法，有《文學改良芻議》、《曆史的文學觀念論》、《建設的文學革命論》、《論文學的改革進行程序》、《談新詩》、《嚐試集自序》、《國語文法概論》、《五十年來之中國文學》諸篇，具著《胡適文存》。而其中可以考見胡適文學革命思想之曆程者，蓋莫如《嚐試集自序》，其辭曰：我現在自己作序，隻說我為什麼要用白話來做詩。這一段故事，可以算是《嚐試集》產生的曆史，可以算是我個人主張文學革命的小史。
我做白話文字，起於民國紀元前六年（丙午），那時我替上海《競業旬報》做了半部章回小說，和一些論文，都是用白話做的。到了第二年（丁未），我因腳氣病，出學堂養病。病中無事，我天天讀古詩，從蘇武、李陵直到元好問，單讀古體詩，不讀律詩。那一年我也做了幾篇詩，內中有一篇五百六十字的《遊萬國賽珍會》，和一篇近三百字的《棄父行》；以後我常常做詩，我往美國時。已做了兩百多首詩了。我先前不做律詩，因為我少時不曾學對對子，心裏總覺得律詩難做，後來偶然做了些律詩，覺得律詩原來是最容易做的玩意兒，用來做應酬朋友的詩，再方便也沒有了。我初做詩，人都說我像白居易一派。後來我因為要學時髦，也做一番研究杜甫的工夫。但是我讀杜詩，隻讀《石壕吏》、《自京赴奉先詠懷》一類的詩，律詩中五律我極愛讀，七律中最討厭《秋興》一類的詩，常說這些詩文法不通，隻有一點空架子。
自民國六、七年到民國前二年（庚戌），可算是一個時代。這個時代已有不滿意於當時舊文學的趨向了。我近在一本舊筆記裏（名《自勝生隨筆》，是丁未年記的）翻出這幾條論詩的話：作詩必使老嫗聽解，固不可；然必使士大夫讀而不能解，亦何故耶？（錄《懷麓堂詩話》）東坡雲：“詩須有為而作”。元遺山雲：“縱橫正有淩雲筆，俯仰隨人亦可憐。”（錄《南濠詩話》）這兩條都有密圈，也可見我十六歲時論詩的旨趣了。
民國前二年，我往美國留學。初去的兩年，作詩不過三首，民國成立後，任叔永（鴻雋）、楊杏佛（銓）同來綺色佳，有了做詩的伴當了。集中《文學篇》所說：明年任與楊，遠道來就我。山城風雪夜，枯坐殊未可。
烹茶更賦詩，有倡還須和。詩久灰冷，從此生新火。
都是實在情形。在綺色佳五年，我雖不專治文學，但也頗讀了一些西方文學書籍，無形之中，總受了不少的影響，所以我那幾年的詩，膽子已大得多。《去國集》裏的《耶穌誕節歌》和《久雪後大風作歌》都帶有試驗的意味。後來做《自殺篇》，完全用分段作法，試驗的態度更顯明了。《藏暉室劄記》第三冊有跋《自殺篇》一段說：吾國作詩每不重言外之意，故說理之作極少。……求一樸蒲（Pope）已不可多得，何況華茨活（WordsWorth）、貴推（Goethe）與白朗吟（Browning）矣。此篇以吾所持樂觀主義入詩。全篇為說理之作，雖不能佳，然途徑具在。他日多作之，或有進境耳。（民國三年七月七日）又跋雲：吾近來作詩，頗能不依人蹊徑，亦不專學一家。命意固無從摹仿，即字句形式亦不為古人成法所拘，蓋頗能獨立矣。（七月八日）民國四年八月，我作一文，論“如何可使吾國文言易於教授”。文中列舉方法幾條，還不曾主張用白話代文言。但那時我已明言“文言是半死之文字，不當以教活文字之法教之”。又說：“活文字者，日用語言之文字，如英、法文是也，如吾國之白話是也。死文字者，如希臘、拉丁，非日用之語言，已陳死矣。半死文字者，以其中尚有日用之分子在也。如犬字是已死之字，狗字是活字，乘馬是死語，騎馬是活語，故曰半死文字也。”（《劄記》第九冊）四年九月十七夜，我因為自己要到紐約進哥侖比亞大學。梅覲莊（光迪）要到康橋進哈佛大學，故作一首長詩送覲莊。詩中有一段說：梅君梅君毋自鄙，神州文學久枯餒，百年未有健者起，新潮之來不可止，文學革命其時矣。吾輩勢不容坐視，且複號召二三子，革命軍前杖馬箠，鞭笞驅除一車鬼，再拜迎入新世紀。以此報國未雲菲，縮地戡天差可擬，梅君梅君毋自鄙。
原詩共四百二十字，全篇用了十一個外國字的譯音。不料這十一個外國字就惹出了幾年的筆戰。任叔永把這些外國字連綴起來，做了一首遊戲詩送我：牛敦，愛迭孫；培根，客爾文；索虜與霍桑，“煙士披裏純”。鞭笞一車鬼，為君生瓊英。文學今革命，作歌送胡生。
我接到這詩，在火車上依韻和了一首，寄給叔永諸人：詩國革命何自始？要須作詩如作文。琢鏤粉飾喪元氣，貌似未必詩之純。
小人行文頗大膽，諸公一一皆人英。願共僇力莫相笑，我輩不作腐儒生。
梅覲莊誤會我“作詩如作文”的意思，寫信來辯論。他說：……詩文截然兩途。詩之文字與文之文字，自有詩文以來，無論中西，已分道而馳。……足下為詩界革命家，改良詩之文字則可；若僅移文之文字於詩，即謂之革命，謂之改良，則不可也。……以其太易易也。
這封信逼得我把詩界革命的方法表示出來。我的答書不曾留稿，今鈔答叔永書一段如下：適以為今日欲救舊文學之弊，先從滌除“文勝”之弊入手。今人之詩徒有鏗鏘之韻，貌似之辭耳，其中實無物可言。其病根在重形式而去精神，在於以文勝質。詩界革命當從三事入手：第一，須言之有物；第二，須講求文法；第三，當用“文之文字”時，不可故意避之。三者皆以質救文之弊也。……覲莊所論“詩之文字”與“文之文字”之別，亦不盡當。即如白香山詩：“城雲臣按六典書，任土貢有不貢無。道州水土所生者，隻有矮民無矮奴。”李義山詩：“公之斯文若元氣，先時已入人肝脾。”此諸例所用文字，是“詩之文字”乎？抑“文之文字”乎？又如適贈足下詩：“國事今成遍體瘡，治頭治腳俱所急。”此中字字皆覲莊所謂“文之文字”。……可知“詩之文字”原不異“文之文字”，正如“詩之文法”原不異“文之文法”也。（五年二月二日）“詩之文字”一個問題也是很重要的問題，因為有許多人隻認風花雪月，蛾眉朱顏，銀漢玉容等字是“詩之文字”，做成的詩讀起來字字是詩。仔細分析起來，一點意思也沒有。所以我主張用樸實無華的白描工夫，如白居易的《道州民》，如黃庭堅的《題蓮華花寺》，和杜甫的《自京赴奉先詠懷》。這類的詩，詩味在骨子裏，在質不在文。沒有骨子的濫調詩人決不能做這類的詩。所以我的第一條件便是“言之有物”。因為注重之點在言中的“物”，故不問所用的文字是詩的文字還是文的文字。覲莊認做“僅移文之字於詩”，所以錯了。
這一次的爭論是民國四年到五年春間的事。那時影響我個人最大的，就是我平常所說的“曆史的文學進化觀念”。這個觀念是我的文學革命論的基本理論。《劄記》第十冊有五年四月五日夜所記一段如下：文學革命，在吾國史上非創見也。即以韻文而論，三百篇變而為騷，一大革命也。又變為五言、七言，二大革命也。賦變而為無韻之駢文，古詩變而為律詩，三大革命也。詩之變而為詞，四大革命也。詞之變而為曲、為劇本，五大革命也。何獨於吾所持文學革命論而疑之？文亦遭幾許革命矣。自孔子至於秦漢，中國文體始臻完備。六朝之文……亦有可觀者。然其時駢儷之體大盛，文以工巧雕琢見長，文法遂衰。韓退之所以稱“文起八代之衰”者，其功在於恢複散文，講求文法，此一革命也。……宋人談哲理者，深悟古文之不適於用，於是語錄體興焉。語錄體者，禪門所常用，以俚語說理記言……此亦一大革命也。至元人之小說，此體始臻極盛。……總之文學革命至元代而極盛。其時之詞也，曲也，劇本也，小說也，皆第一流之文學，而皆以俚語為之。其時吾國真可謂有一種“活文學”出現。儻此革命潮流，不遭明代八股之劫，不遭前後七子複古之劫，則吾國之文學已成俚語的文學，而吾國之語言早成為言文一致之語言，可無疑矣。但丁之創意大利文學，卻叟輩之創英文學，路德之創德文學，未足獨有千古矣。惜乎，五百餘年來，半死之古文，半死之詩詞，複奪此“活文學”之席，而“半死文學”遂苟延殘喘以至於今日。……文學革命何可更緩耶？何可更緩耶？
過了幾天，我填了一首《沁園春》詞，題目就叫做“誓詩”，其實是一篇文學革命宣言書：更不傷春，更不悲秋，以此誓詩。任花開也好，花飛也好；月圓固好，月落何悲。我聞之曰：“從天而頌，孰與製天而用之。”更安用，為蒼天歌哭，作彼奴為。文章革命何疑？且準備搴旗作健兒。要前空千古，下開百世；收他臭腐，還我神奇。為大中華，造新文學，此業吾曹欲讓誰？詩材料，有簇新世界，供我驅馳。（四月十三日）這首詞上半所攻擊的是中國文學“無病而呻”的惡習慣。我是主張樂觀，主張進取的人，故極力攻擊這種卑弱的根性。下半首是《去國集》的尾聲，是《嚐試集》的先聲。
以下要說發生《嚐試集》的近因了。
五年七月十三，任叔永寄我一首《泛湖即事》詩。這首詩裏有“言棹輕楫，以滌煩屙”和“猜謎賭勝，載笑載言”等句，我回他書說：詩中“言棹輕楫”之“言”字及“載笑載言”之“載”字，皆係死字。又如“猜謎賭勝，載笑載言”兩句，上句為二十世紀之活字，下句為三千年前之死句，殊不相稱也。（七月十六日）不料這幾句話觸怒了一位旁觀的朋友。那時梅覲莊在綺色佳過夏，見了我給叔永的信，他寫信來痛駁我道：足下所自矜為文學革命真諦者，不外乎用“活字”以入文，於叔永詩中，稍古之字，皆所不取，以為非“二十世紀之活字”。……夫文字革新須洗去舊日腔套，務去陳言，固矣。然此非盡屏古人所用之字，而另以俗語白話代之之謂也。……足下以俗話白話為向來文學上不用之字，驟以入文，似覺新奇而美，實則無永久價值。因其向未經美術家鍛煉，徒諉諸愚夫愚婦無美術觀念者之口，曆世相傳，愈趨愈下，鄙俚乃不可言。足下得之，乃矜矜自喜，炫為創獲，異矣。如足下之言，則人間材智、選擇、教育，諸事皆無足算，而村農傖父皆足為詩人美術家矣。甚至非洲黑蠻，南洋土人，其言文無分者，最有詩人美術家之資格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