且立國之業大矣，所有人才，奚必出於一途，以彼之學之才，移為本邦建樹之資，其所成就，將非餘子可望。急激者必欲排而去之，諒是怠與忌之兩念驅之使為，社會之公德心，如是缺乏，此弟與公言之所為長太息者也。推彼等用心，以弟與康、梁有秘密交誼，而特畏為人所發，故陽與同盟會人交歡，俾掩厥跡，今其穢史，出於與弟最昵、道德最高之楊篤生，弟必無顏更在民國言說短長焉矣。見地如此淺鄙，真足令人噴飯。弟自癸卯敗後，審交接長江哥弟，非己所長，因絕口不論政事，竊不自量，欲遁而治文學以自見，此凡與弟習者皆能言之，十年來之革命事跡，與弟無關，此自事實。弟固未圖以是示異，並向何所妄有所稱說。弟苟欲掛革命黨招牌，則昔年談革命於東京，較之上海，尤為太平，何章太炎、孫少侯閉弟於室，強要入會而弟不許，此猶得曰熱心利祿，洋翰林非異人任，作黨人終未便也。今民國既建，革命已成，險阻艱難變為榮華，依附末光，此其時矣，胡乃以吳稚暉、張博泉、於右任之敦勸，而弟不入同盟會，以黃克強、胡經武之推挽，而弟複不入國民黨。弟始終持此，弟自有其一人之見，人盡議其剛愎，盡訾其別有用心，而以明弟不借革命黨之頭銜自重，要為有餘。弟被罵甚，革命黨中之知弟者，每舉弟昔年實行諸跡以謀間執，無論彼等可曰弟始革命而終保皇，其口仍不可以間執也，即間執矣，而弟謂大是隔靴搔癢之事。夫民國者，民國也，非革命黨所得而私也。今人深體挽近國民權利，自有為於其國，寧有以非革命黨之故，而受人非禮之排擊者。
弟固不為保皇黨，而請讓一步承之。弟固不為政聞社員，而亦讓一步應之。凡此俱不足以使弟自生慚怍，退然無動，且正以革命黨貪天之功，於稍異己者，妄挾一順生逆死之見以倒行而逆施，行見中華民國汨沒於此輩驕橫卑劣者之手而不可救，愈不得不困心橫慮，謀有以消其焰。吾舌可斷，斯言不可毀也。嗚呼！篤生留英之年，神經亢不可階，往往小故，在他人宜絕不經意者，而篤生視與地坼天崩無異，卒至親其所疏，疏其所親，顛倒誤亂，一至於是。諒公聞之，當不禁為之長歎也。偶有所觸，書之不覺滿幅。若以此書有累篤生盛德，公責言至，亦所樂受。彼手寫遺詩，尚未付印，以正覓舊友作跋，欲並印為一冊。今謗言日至，此舉或不足傳篤生之名，而轉以敗之，故弟頗複悵怏躊躇爾。餘不白。士釗頓首。
士釗既失職於國民黨，而法理政論，一時推為宗盟，既痛當日輿論縛於黨見，意皆有所鬱結不得抒，則發憤為《獨立周報》以暢欲言，又怒國民黨人間執秋桐二字以為口實也，大書特書以示無畏，其發端辭引英國文家艾狄生所主撰之周報《司佩鐵特》，“司佩鐵特”者，袖手旁觀人之謂也，艾狄生實以自況，而士釗則藉以致其企慕，隱寓旁觀者醒之意，而諡之曰獨立者，所以揭持論不為苟同之旨也。士釗既名重一時，出其淩空之筆，抉發政情，語語為人所欲出而不得出，其文遂入人心，為人人所愛誦，不啻英倫之於艾狄生焉。
時袁世凱為臨時大總統，方圖專政，而欲借途憲法以謀稱製。既知士釗之通憲法，而聞其不得誌於國民黨也，則以孫毓筠為介，招入見，館之錫拉胡同，禮意稠疊，壹惟士釗之意，欲總長，總長之，欲公使，公使之。舍館廣狹惟擇，財計支用無限，所責於士釗者，亦憲法為之主持而已，士釗則大窘。顧袁氏則以吳保初父子雅故，又嚐有恩士釗，其親女夫，意可托大事也。促膝深談，具悉其所以為帝製者，其計井然，則尤大駭。宋教仁既見賊，士釗意自危，而其妻吳弱男又戒以勿受暴人羈縻，則盡遣其行李仆從，孑然宵遁，既抵上海，造黃興，方圖舉兵南京，士釗則袖出討袁之檄，而與章炳麟先後之武昌，說黎元洪同圖大事。元洪隱持兩端，而二次革命之役猝起。於是國民黨乃認士釗為政友，岑春萱亦起而聲討袁世凱以稱大元帥，士釗則為之秘書。既不克，士釗亦被名捕，東竄日本，知袁氏不可與爭鋒，而欲計文字以殺其焰，乃組《甲寅》雜誌社於日本之東京小石川區林町七十番地，以中華民國三年五月十日出版第一期，言不迫切，洞中奧會。袁氏之徒，方以大難初夷，唯集權足以奠定，而士釗則揭聯邦論以持之。聯邦論者，自民國初元，意已萌動，經癸醜二次革命之役，以集權製之反響，勢尤潛長，徒懾於袁氏之淫威，國內談士如丁佛言、張東蓀輩，詞旨可見，而無敢屍其名。截斷眾流，嚴立界說，毅然翹聯邦論以示天下，自士釗始也。袁氏之徒，方以大總統總攬治權，製為約法，而士釗則說統治權以折之。統治權者，出於歐文薩威棱帖。
薩威棱帖者，猶言一國最高之權也，國而無此最高之權，則不國。此最高權而無國，則不詞。是故國家與統治權合體者也，從其凝而言之，為國家，從其流而言之，為統治權，之二物者，非二物也，一物而兩象者也，然而大總統非國家也，何能總攬統治權而與之合體。而欲明此別也，當先嚴國家與政府之分。國家者，統治權之本體也；政府者，領受國家之意思以敷陳政事者也。國家者，無責任者也，無政府不得不有之。今若以統治權之總攬者屬之政府，則為之首長者，勢將行其絕對無根之權而莫能製之，苟製止之，其事即等於革命。由前之說，是無國家；由後之說，是危政府。二者皆大不可也。唯厘國家、政府而二之，使各守其防，不相侵越，而後國政可得而理。國家之權無限，而政府之權則不得不有限。蓋政府者，國家所創置者也，苟政府之權而無限焉，則惟有通國家、政府之藩，而反乎專製無藝之實，若而國者，並非絕無可以成立之道，惟憲法一物，不當存在。何也？憲法雲者，其在歐文首以限製為義，而政權所使，舉有一定之範圍，不得逾越，設或逾越，而即有法督乎其後。由斯以談，國家自有憲法以後，則政權無論大小，要有限製，既有限製，即不得冒統治權之一名詞。今則以統治權之總攬者屬之大總統矣。吾聞行權絕對無限者，最後必有所以限之，其權亦與之為絕對無限。限之如何？
即法皇路易之頭之所以砍，英王查爾士之首之所以懸，桀、紂、幽、厲經曆朝以迄前清之所以死、所以流、所以滅、所以亡也。國民黨人既遁荒海外，而袁氏之徒務屏絕之不與同中國，士釗則曉之以政力向背論。政力向背論者，昔者英儒奈端治天文稱宗匠，斷言太陽係中有二力於焉運行，日者，全係之心也，一力吸行星而向之，一力複曳行星而離之，前者曰向心力，後者曰離心力，斯律既著，質學大進。後蒲徠士覃精史學，深明律意，以奈端之說可通於政治，極言作政當保持兩力平衡之道，其說曰：“社會號有組織，必也合無數人、無數團體而範圍之。其所以使此人若團體共相維係，則向心力也，反之，人若團體因而瓦解，則離心力也。凡曰社會，無不有前力為之主宰，此至易明，然謂後力可以悉量免除，自有社會以來，完美亦決不至是。蓋社會者，乃由小團體組織而成，而小團體中之個體，莫不各自有其中心，環之而走，無論何之，不盡離宗。此種趨勢，對於他團體及其個體，其為離立，決非調融，可不俟辨。且也社會過大，人人之意見、希望、利益、情感，斷無全歸一致之理。彼之所以為康樂，此或以為冤苦。彼受如斯待遇而以為足，此或受之而不能平。緩則別求處理，急且決欲舍去，社會之情，一傷至此。久而久之，勢且成為中堅，所有憂傷疾苦，環趨迸發，群體不裂，又複幾何？”夫所謂群體裂者何？
即革命之禍之所由始也。然則欲禍之不起，惟有保其離心力於團體以內，使不外崩，斷無利其離而轉排之之理。苟或排焉，則力之盛衰原無一定，強弱相倚，而互排之局成，輾轉相排，輾轉相亂，人生之道苦，於國家之命亦將絕矣。由是兩力相排，大亂之道；兩力相守，治平之原。當民軍一呼，滿廷解紐，昔日之主張君憲者，轉而表同情於革命，此較之拿破侖第三既敗，共和政府已宣布於巴黎，而君憲之聲威，尚公然揚於全國，國民會議，以君黨名義而得選舉者，至居多數，因日在共和議會，昌言恢複帝政者，其為勢順逆難易何似，不難想見。於法蘭西共和先烈，有道以立於楚歌四麵之中，而吾首義諸君，乃不知利用眾山皆向之勢。十三省代表集於漢口，議創臨時政府，其中多昔日主持立憲之徒，遂大為革命黨人所齕，鳥獸散去，實則此諸人者，為執役民軍而來。其後唐紹儀南下議和，從行者多一時俊髦之士，而俱以昔日見黨不同，接洽未遑，即欲仇以白刃，致彼倉皇投止，狼狽北歸。保皇黨者，乃過去之名詞，當事者以欲張其鼓吹革命之功，乃日尋敵黨之宿慝以相媒孽。凡此數端，求於前舉政，則乃離心力之可轉為向心力者，既為所排而去，而國內所有一切離心力，更不識所以位之，使得其所，而日以獨伸向心力為事，卒之離心力驟然潰決，全體以解，己竟陷於絕地而不自覺焉。以言今政府之所為，彼既利用國民黨窮追離心力之勢，悉收之以向己，而人心以得，而同時乃不審籌一相當之地，以置不可收之離心力，使運行於法製之內，借圖政治劑質之用，而措國家於和平之域也。劉廷琛、勞乃宣、宋育仁、章祲之徒，昌言複辟，輿論排之，指為邪說，政府惎之，欲興大獄，士釗則進之以政本論。為政有本，本何在？
曰在有容。何謂有容？曰不好同惡異。近世立國，不外將國中所有意見、情感、利害、希望維持而調護之，使一一各得其所。惟所謂各得其所，其所必異，異則黨派以生。君政者，亦黨派之得以為幟者也，苟吾守異說至堅，斷無禁其存在之理。於是有為事實之談者曰：“國體何事？既雲確立，複容他說以叛之，視國家如弈棋，又焉可尚？”不知此正所以固國本也。蓋對抗國體之論，張之則為頑詞，閉之則為秘計。頑詞之張，誰則聽之，而一部分之孤懷野性，有所寄托，反側之誌，既銷於言詞，寬大之名，複歸於民國，名曰張之，其實弛之，非失計也。反是叛國之辭，懸為厲禁，感情既鬱，詭秘橫生，國基縱不以是而顛，而臲時間，大有害於和平進步之序。議者得無謂吾為共和，有倡言複辟者，即當執而戮之，肆諸市朝，以儆有眾，則法蘭西之山嶽黨，曾為之於百餘年前矣。不僅王黨被戮，即有通王之嫌，或溫和而可被以是嫌者，皆上斷頭台，彼豈不曰王孽既絕，共和之花當百年不凋。乃死事之血未幹，王政之基複起，中經數王，往複數十載，至師丹敗後，拿破侖第三被鹵，而共和始慶更生。時則建國諸賢深明治體，對於尊王反動之徒不加壓迫，轉與提攜議會之中，君政黨公然列席，初為多數，逐年遞減，至今日仍存二十餘席焉，如此優容，轉不聞共和為其所壞。
此誠一孔之士所不可解，而明理之夫以為自然者也。蓋其時君政黨跋扈於議會，國家之運命彼實操之，帝政之不複蘇，其間不能以寸。幸而其黨自有內訌，所擁各異，未能即決。苟民政黨過張其理想，迫之以不能堪，則反動立成，彼惟有自泯其爭端，相攜以製共和之死命已耳。倡共和者知其然也，相與讓之，隻須保存共和之名以上，一切製度，自審其無可抗議，即惟其所欲，善養帝政餘孽之鋒，而待其自挫，聽其自然，卒未聞於共和有害。於以知褊狹者不可以謀國，浮淺者不可與議法。此誠觀於法蘭西之往事，而當著為炯戒者也。且一說之起，必有其所由起。今複辟說之所由起者何也？此在稍明時勢之人，可以一言斷之，曰偽共和也。偽共和者何也？帝政其質，而共和其皮者也。質不異矣，我之質，胡乃獨貴於人之質？人求其質，而我必自貴，強人以從我，此安足以服之。今人痛排帝政，並不自認帝政之嫌，而輒翹共和以對，意謂共和之名，一出吾口，即有鬼神嗬護，帝政邪說，法當退聽，則拿翁設祭，華聖頓之靈翩然來格，斯可耳。不然，則我露其質，乃朝四而暮三，我蒙厥皮，亦朝三而暮四，名實未虧，而冀其喜怒為用，狙公誠智，劉、勞、章、宋、之徒，未見有若眾狙如莊生所稱也。傳曰：“堯舜率天下以仁，而民從之。桀紂率天下以暴，而民從之。其所令反其所好，而民不從。”今所令者共和也，而所好則不在是。凡民且為離心，焉論俊秀。董子曰：“詰其名實，觀其離合，則是非之情，不可以相讕已。”
愚固共和論中之走卒，而興言及此，對於複辟論者，蓋不知所以為情。由斯以談，複辟論，非其本身足以自存，乃偽共和有以召之，明白甚矣。其因既得，攻複辟者，惟有證明今日之共和非偽，或促進今後之共和，使不為偽而已，盍亦反其本矣。嚴複著《民約平議》一文，揭之天津《庸言報》以痛詆盧梭，而袁氏之徒張之以為民權自由，群治之所由不進，士釗則折之以讀《民約平議》。“民約平議”者，嚴氏之所號稱自造，蓋全出於赫胥黎《人類自然等差》一文。赫氏為生物專家，近世寡其輩流，而以拘墟於科學之律特甚，扞格不通，自相抵牾，是故以言物理，赫氏誠為宗工，以言政理，時乃馳於異教，術業專攻，勢使然也。自有《民約論》以來，論者百家，名文林立，持說無論正負，要有不盡不竭之觀。嚴氏作為平議，體亦大矣。乃皆外而不求，略而不論，獨取一生物學者之赫胥黎先入以為之主，不知赫胥黎固非不認民約之說者，特其所謂約，不如盧梭作界之嚴耳。盧梭曰：“約以意，不以力。”而赫胥黎則曰：“無意無力，兩造相要，舉謂之約。”嚴氏今以產業見奪於人，吾無力與之相抗，因俯首帖耳從其條件，疑即盧梭之所謂約，反詞以詰之，冀崇拜民約者，無敢置對，詞窮而去，是殆先熟赫胥黎之論於胸。請得更誦盧梭之言曰：“約以想，不以力。屈於力者，乃勢之事，非意之事也。”然赫胥黎究非能堅守己說，而得其所以言約者，嚴氏蓋敷陳其意以入乎所譯《天演論》下卷《嚴意第四》而撮其大旨，取數點焉：一曰民既合群，必有群約。一曰其為約也，實自立而自守之，自諾而自責之。
一曰尊者之約，非約也，約行於平等。一曰民權日伸，公治日出，亦複其本所宜然而已。茲數說者，皆不啻為盧梭之書下以鐵板注腳，與赫胥黎他日之所以攻盧者，其意不符。赫氏之論平等，其說從體智身份而入，謂智愚、強弱、貴賤、貧富之不同，自然而然，無法齊之，其言不為無理。然當知此種不同，盧梭非無所見，以此間執盧梭，寧非無謂之尤。盧梭撰《民約論》，論產業終，結以一語曰：“吾今此語，當用以為群製之本源，是何也？是乃民之初約，在不違反天然平等之性，而以道德、法律之平等，取體質之不平等而代之。以體質之不平等，乃造物以加於人，無可解免者也，由是民力、民智縱或不齊，而以有約之，故其在法律，乃享同等之權利。”是則智愚、強弱之不一，盧梭已有說處此。至貴賤、貧富之所由異，有時乃屬賢愚、勤惰之結果，盧梭寧不知之？故其言曰：“以言平等，其慎勿以為若權若富，吾人皆當保持同等之量。斯語之所謂，不外有權者不當使之為暴，其行權也，務準乎位、依於法。富者不當使之足以買人，反之，貧不當使人不足自存，至於自鬻，如是而已。”是盧梭所以配置貴賤、貧富之道，亦不如俗論所雲，彼於權位、財產必芟夷蘊崇，絕其本根，然後快也。嗚呼！世人一耳盧梭之名，幾相驚以伯有矣，乃夷考其實，言之平正通達如此，且時時戒人勿作極端之思焉。英儒鮑生蔡嚐病盧梭之書為人妄解，而發憤一道曰：“凡偉人之意見，一入常人之口，其所留意戒備，視為不可犯者，輒犯之不已，甚且假其名以行焉。”此誠有慨乎其言之。袁氏稔惡，既以稱帝。梁啟超則領袖進步黨以與國民黨合而討袁，君子有清流大同盟之頌。而蔡鍔者，啟超高等弟子也，有雲南首義之功，意國民黨當下之，國民黨不樂，於是肇慶之軍事剛終，滬上之訌聲複起。
方蔡鍔之起雲南也，岑春萱實入肇慶以為兩廣都司令，辟士釗為秘書長。啟超亦來會。士釗建議辟新運以別立政統，至少亦決不複國會。啟超韙之，春萱亦以為然。而湯化龍、吳景濂之徒大會滬上，以民意相劫持，天下重足而立，敢怒而不敢言，約法國會表裏唱和之局，咄嗟立成，春萱、啟超惕息莫敢動。世凱既殆，春萱釋兵以歸於滬，士釗則勸以從容養望，不可妄動，詞旨切至。春萱頷之。士釗即求入北京大學講邏輯，以三年不聞政相期。居頃之，春萱惑於人言，以為桂軍必奉令，又欲恢複國會以收民望，一年之中，三約士釗之滬議行止，每議，釗輒力沮之，春萱則怏怏。士釗貽書痛陳桂軍不足恃，並言國會黷貨長亂，恢複無當國人意狀，春萱偶發其函於趙世鈺，議士大恨。春萱亦卒走粵，召國會，立軍府，而自為總裁，急電相召，無立異餘地。士釗則降心相從。自後啟超附於段祺瑞以征南，而春萱遮蔽民黨，用事於粵，士釗實為上佐，言：“議員宜課資格，受試驗。”聞者大嘩。又在上海揭論，主黨法不由國會訂立，其文流傳，兩院中人指為叛逆，而以士釗之亦為議員也，張皇號召，削其籍，又以附之者衡政必曰學理，諡之為政學係，時人為之語曰：“北有安福，南有政學。”以為大詬。曹錕乘之，用吳佩孚以敗段祺瑞，而岑春萱不容於孫文，亦以奔走失職。居無何，孫文亦為其將陳炯明所放逐。士釗睹事無可為，而疑代議之無裨治製，又懾於斯製惰力之未全去，所稱憲政祖國之英倫，尤如北辰所在，時論拱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