吳敬恒為講其義曰：“此誠作官者之業報也。”士釗乃不得一日安於其位，相應而解官。然而士釗則以號於人曰：“君官可解，吾道不可易也。由今之道，無變今之俗，擾攘終年，羌無一是，政益見其渾亂，學益趨於荒落，雖有聖方，隻速人死。”士釗解官而眾怒未已。士釗好盡言而與眾立異，又工臧否人物。吳敬恒者，一世之人震而驚之，以為人倫模楷，稱曰吳先生者也。而士釗則以與梁啟超、陳獨秀同譏切，以為：“國人圖新之第一大病，在無辦法。其自謂有辦法者，其無尤甚。近世革新，分立憲、革命、共產三期，以梁先生屍立憲，吳先生屍革命，陳先生屍共產，允為適當之代表人物。之三人者，各有所長，亦各有所短。以物為喻：稚暉自始聞政以迄今茲，所領蓋為遊擊偏師，己既絕意勢位，複無何種作政綱領，惟於意之所欲擊者而恣擊之爾。蓋如盤天之雕，誌存擊物，始無所不擊，終乃一無所擊，回旋空中，不肯即下。任公者，知更之鳥也。凡民之欲，有開必先，先之秘息，莫不知之，且凡所知，一一以行，乃致今日之我，紛紛與昨日之我戰而無所於恤。獨秀則不羈之馬，奮力馳去，言語峻利，好為斷製，性狷急不能容人，亦輒不見容於人，則別樹一幟，為馬克思之說以自寵異，回頭之草弗齧，不峻之坡弗上，盡氣途絕，行與凡馬同踣。如此等人，豈非世所謂魁異奇傑之倫，而各各所事之為無裨於國，則如十日並出之所共照，無可詆讕。任公曰立憲立憲，今時憲安在者？稚暉曰革命革命，無命不革，己命且莫之逸，遑言其他。獨秀曰共產共產，試問民窮財盡，尚複何產可共？
於是語其義也，莫不粹然成章，聞者悅服。至語其效，則同是亂天下有餘。何以故？曰無辦法故。蓋以主義而言主義，天下固未有持之而無故者。其見為善不善，當以為之之若何而定，不當以本身之存值而定。庚子而降，凡吾國魁異奇傑者之所為倡，隻圖倡之之時，快於心而便於口，至為之偏何在而宜補，弊何在而宜救，事前既講之無素，事至複應之無方，魯莽滅裂，以國嚐試，一摘再摘，三摘四摘，以至今日，空抱蔓歸，猶是一無辦法，了無進步。吾意無辦法矣，與其偽為有辦法，四出繳繞，治絲益棼，以覆其國，無寧自承無辦法，少安無躁，使國家複其元氣，徐圖興造。稚暉、任公、獨秀以及不肖，皆試藥醫生，喪人之命至夥者也。”然而敬恒弗承也。敬恒尤喜言物質救國，自謂弄斧頭之年齡已過，未能為勞工之神聖，入與倫敦西南工人為鄰，習植鉛字數千，出攜柏林廊大克一具，以意攝取天然諸美，服勞自給，庶幾無負此生。其辭博辯雄偉，雜出莊諧，口無擇言，少年宗尚以為一家。而士釗則以為：“稚暉富於玄想，巍然大師。語其高，可與希臘諸哲抗席；語其低，乃不足與中學畢業生程材。英之威爾士，文行與稚暉相仿，顧稚暉薄威爾士不為，筆陣偶張，旋複棄去。稚暉試思之，入植鉛字數千，出攜廊大克一具，食力不過百錢，為烈不逾一手足者，此誠滿街皆是，何勞吳稚暉為之？稚暉為之，亦既二十年矣，語其所獲，果何益於盛衰成敗之數？”
然而敬恒弗服也。憤懣之餘，習為激宕，由是論鋒橫溢，毛舉細故。此其士釗得罪世所謂賢人君子者一矣。新文化、新文學者，胡適之所以嘩眾取榮譽，得大名者也，而士釗則以為：“新文化者，亡文化也。夫文章，大事也。曩者窮年矻矻，莫獲貫通，偶得品題，聲價十倍。今適之告之曰：‘此無庸也。凡口所道，俱為至文，被之篇目，聖者莫易。’彼初試而將疑，後倡焉而百和，如蚊之聚，雷然一聲，而其所謂白話，亦止於口如何道，筆如何寫，韻味之不明，剪裁之不解，分位之不知，道誼之不協，橫斜塗抹，狼籍滿紙，媸妍高下，無力自判。已與徒黨輒悍然號於眾曰：‘文學革命也！文學革命也！’以鄙倍妄為之筆，竊高文美藝之名；以就下走壙之狂，墮載道行遠之業。跳踉以喜，風靡一時，處勢差比前清之談革命，而其縱闊之深至，更遠過之。何也？以運動之式，可以公開，少年竊此以自便其不學，恣斯世盜名之圖，河流急轉，一瀉千裏，又較之前清革命黨人艱貞為國，前仆後起，如馬十駕，乃登峻坡者，為勢順逆，不可比數也。而有一事相同，則持其故者，一切務為劫持，凡異議之生，不察以理而製以勢，天下之人，因亦競為選愞以應之。老師宿儒如梁任公者，聞之且大喜，盡附其說以自張，尤加甚焉，諸少年噪曰：‘梁任公跟著我們跑也！’有不肯跑者，則群訾曰落伍落伍，千人所指，不疾自僵。有不肯跑而稍稍匡救焉者，則群版其名曰反動，發為口號曰槍斃槍斃，國人皆殺，時或不遠。而國家之教育機關，不盡操縱於若輩之手不止。曆來之教育長官，所不為若輩頤使，位不安。京滬規模較大之書局，所不遵若輩之教條出書，書不售。語其表也，似天下之論已歸於一。至語其裏，則不學者少數人發縱指示，強令人天下之學者，默焉以屈於己而已。如金在冶，不躍為常，複假定天下之學者，自默焉屈於己外，無他道而已。為問此默而屈者，其將與之終古否乎？
與之終古，中國之文也化也，將至何境矣乎？四五年來，自非無目，莫不見倫紀之淩夷，文事之傾落，如水就下、獸走壙，日蹙千裏而未艾也。吾嚐澄心求之，以謂人本獸也，人性即獸性，其若拘囚而樂放縱，避艱貞而就平易，乃出於天賦之自然，不待教而知，不待勸而能者也。使充其性而無道以節之，則人欲不得其養，爭端不知所屆，禍亂並至，而人道且熄。古之聖人知其然也，乃創為禮與文之二事以約之，一之於言動視聽，使不放其邪心，著之於名物象數，使不窮於外物，複遊之以《詩》、《書》六藝，使舒其筋力而瀹其心靈。初行似局，浸潤而安，久之百行醇而至樂出。彬彬君子，實為天下之司命，默持而善導之，天下從風，炳焉如一。夫是之謂禮教，夫是之謂文化。斯道也，四千年來，吾國君相師儒，續續用力以恢弘之，其間至焉而違，違焉而複至，所經困折，不止一端。蓋人心放之易而正之難，文事弛之易而修之難，質性如是，固無可如何者也。今乃反其道而行之，距今以前，所有良法美意，孕育於禮與文者，不論精粗表裏，一切摧毀不顧，而惟以人之一時思想所得之，口耳所得傳，淫情濫緒，彈詞小說所得描寫，袒裼裸裎，使自致於世，號曰至美。是相率而返於上古獉獉狉狉之境，所謂苦拘囚而樂放縱，避艱貞而就平易，出於天賦之自然，不待教而知，不待勸而能者也。”然而胡適弗服也，適之言曰：“舊文學者，死文學也。不能代表活社會，活國家，活團體。”而士釗則曰：“此最足以聳庸眾之聽，而無當於理者也。凡死文學，必其跡象與今群渺所不相習，僅少數人資為考古而探索之，廢興存亡，不係於世用者也。今之歐人，於希臘、拉丁之學為然，而吾也豈其儔乎？且弗言異國古文也，以英人而治趙瑟Chaucer十四世紀之詩人即號難讀，自非大學英文科生，解之者寥寥。吾則二千年外之經典，可得琅然誦於數歲兒童之口。韓昌黎差比麥考黎英十九世紀之文家，而元白之歌行，且易於裴Byron裴倫、謝Shelley謝烈與裴同為十九世紀詩人之短句，莎米更非其倫。死之雲者，能得如是之一境乎？且文言貫乎數千百年，意無二致，人無不曉。俚言則時與地限之。二者有所移易，誦習往往難通。黃魯直之詞及元人之碑碣，其著例也。如曰死也，又在彼而不在此矣。”然而胡適仍弗服也，謂：“若社會一切書籍，均用文言著述，平民概不了解，必且失趣而廢然以返，吾人必一致努力為白話文，以造成白話文之環境。”而士釗則曰：“白話文之環境，萬無造成之理，可以世界語為喻。夫世界之學問，包涵於英、德、法三國之文字者，為量至大。而三國自身不能互通，有時英人有求於德，德人有求於法，猶且盡力移譯，彌其缺陷。今一旦舉三國之全量而廢置之，惟以瓠落無所容之世界語，使人之耳目心思，從而寄頓，道德學術，從而發揚。他文著錄，全譯既有所不能，能亦韻味全失，無以生感。同時嫻於他文者，複不能嚴為之界，使俱屏而不用，幹枯雜遝，情見勢絀。此世界語之卒無能為役也。惟白話文亦然。吾之國性群德，悉存文言，國苟不亡，理不可棄。今舉九家百流之書，一一翻成白話，當非適之力所能至。適之殫精著作，將《水滸》、《三國演義》、《西遊記》之心思結構，運用無遺，亦未見供人取求，應有而盡有。
而又自為矛盾，以整理國故相號召，所列書目，又率為愚夫愚婦頑童稚子之所不諳，己之結習未忘，人之智欲焉傅。環境之說，其慮彌是，而無如其法之無可通也。夫文之為道，要在雅馴。俚言之屏於雅，自無待論，而其蔽害之深切著明者，尤在不馴。凡說理層累之文，恒見五六‘的’字，貫於一句，亙二三十言不休，耳治既艱，口誦尤澀，運思至四五分鍾，意猶莫明，請遣他詞，源乃不具，謀易他句，法亦不習，臃腫堆垛，語不成章。以今去文未遠，白話多出能文者之手，茅塞已呈是境，更越若幹年，將所謂作文為一事，達意又為一事，打成兩橛，不見相屬。尤不僅此。文事之精，在以少許勝人多許，文簡而當，其品乃高。計世界文字之中，此點以吾文為獨至。而白話文則反之，胎息《水滸》、《紅樓夢》之白話尤反之。其參入的嗎哩咧，及其他藉撼聽覺，羌無意義之輔字而自成為贅，尤不待言也。是文貴剪剔紛殽，而白話以紛殽為尚；文貴整齊駁冗，而白話以駁冗為高。立言無範，共喻為艱，獷悍相師，如獸走壙，冥冥中文化瀕於破產，中國人且失其所以為中國人而不自知。此誠斯文之大厄，而適之努力造成之環境也。”是其得罪當世所謂賢人君子者又一矣。吳敬恒、胡適倡歐化以振垂亡之勢，而士釗則曰：“唯唯，否否。
不然。歐洲者，工業國也，工業國之財源存於外府即各國商場，伸縮力絕大，國家預算，得量出以為入，故無公無私，規模壯闊，舉止豪華，一一與其作業相應，無甚大害，一切社會惡德，出於其製之不得不然，所雲Necessdygevies是也。而吾為農國，全國上下百年之根基，可得以工業意味釋之者，蕩焉無有。無有而不論精粗大小，一唯工業國之排場是鶩，衣服器用，起居飲食，男女交際，黨會運動，言必稱歐美，語必及台賽，變本加厲，一切恣行無忌，實則比歐美之NecessdygMerits毫發未具，而其encls在歐美之國，所蘊而未發，或發而未盡者，而吾也由放依而馳騁，由馳騁而泛濫，赤裸裸地，一無遮阻，轉使碧眼黃須兒，卷舌固聲於側，歎弗如焉。此在國家，勢不得不舉外債，鬻國產，以彌其濫支帑金之不足。在私人，勢不得不貪婪詐騙，女淫男盜，以保其肆意揮霍之無藝。其至於今，圖窮匕見，公私塗炭，國之不亡，殆與行屍無異。而冥冥人中道墮壞，凡一群中應有同具之恒德，且不得備，其損失尤不堪言。昨年水災，地域之廣，艱民之眾，災情之慘，自來所希聞也，而幸免之人，熟視無睹，將伯之呼莫應，同情之淚不揮。軍閥也者，爭城奪地如故；官閥也者，恒舞酣歌如故；學閥也者，甚囂塵上如故。上海《密勒評論》有Impeg者，論次其事，且及前代防潦工事之差完，四方捐輸之彌急，而一語曰：‘中國博施濟眾之精神，近三十年，已不存矣。’是何也？即偽歐化有以克製之也。偶舉一證，可概其餘。民德之澆，滔滔皆是，乃至父無以教子，兄無以約弟，夫婦無以相守，友朋無以相信，群紐日解，國無與立。昔班嗣稱有學步於邯鄲者，曾未得其仿佛，又複失其故步，遂爾匍匐而歸。嗚呼！吾人今後，亦求得匍匐而歸為幸耳。”吳敬恒、胡適倡革新以祛舊染之汙，而士釗則曰：“唯唯，否否。不然。新者對夫舊而言之。彼以為之反乎舊，即所謂新，今即求新，勢且一切舍舊，舍舊，何有曆史？
而曆史者，則在人類社會諸可寶貴之物之中，最為寶貴。今人競言教育，不知教育所以必要，旨在以前輩之所發明經驗，傳之後人，使後人可以較少之心力，博得較大之成效，不更是前輩走卻許多迂道，費卻許多目力，慘淡經營，才得築成僅可流傳之基礎而已。又嚐譬之：社會之進程取連環式，其由第一環以達於今環，中經無數環與接為構，而所謂第一環者，見象容與今環全然不同，且相間之時，窎焉不屬。然諸環之原形，在邏輯依然各在，其間接又間接與今環相牽之故，俱可想象得之。故今環之人以求改善今環之故，不得不求知原環及以次諸環之情實，資為印證。此曆史一科所由立，而知新者早無形孕育於舊者之中，而決非無因突出於舊者之外。蓋舊者非他，乃數千年來，巨人長德、方家藝士之所殫精存積，流傳至今者也。思想之為物，從其全而消息之，正如《墨經》所雲‘彌異時，彌異所’，而整然自在，其偏之見於東西南北，或古今旦莫，特事實之適然，決無何地何時，得天獨全，見道獨至之理。新雲舊雲，特當時當地之人，以其際遇所環，情感所至，希望嗜好所逼桚，惰力生力所交乘，因字將謝者為舊，受代者為新已耳。於思想本身何所容心。若升高而鳥瞰之，新新舊舊，蓋往複流轉於宇與久間，恒相間而迭見，其所以然，則人類厭常與篤舊之兩矛盾性，時乃融會貫通而趨於一。蓋凡吾人久處一境，飫聞而厭見，每以疲苶惱亂，思有所遷，念之初起，必且奮力向外馳去，冀得嶄新絕異之域以為息壤，而盤旋久之，未見有得。
於時但覺祖宗累代之所遞嬗，或自身早歲之所曾經，注存於吾先天及無意識之中，向為表相及意誌之所控抑而未動者，今不期乘間抵罅肆力，奔放而未有已，所謂迷途知反，反者斯時，不遠而複，複者此境，本期開新，卒乃獲舊。雖雲舊也，或則明知為舊而心安之，或則竟無所覺而仍自欺欺人，以為新不可階，此誠新舊相銜之妙諦，其味深長，最宜潛玩者也。今之談文化者，不解斯義，以為躁者乃離舊而僢馳，一是仇舊，而唯渺不可得之新是鶩，宜夫不數年間，精神界大亂，鬱鬱倀倀之象，充塞天下。躁安妄然，莫明其非。謹厚者菑然喪其所守。父無以教子，兄無以詔弟。以言教化，乃全陷於青黃不接轅轍背馳之一大恐慌也。不謂誤解一字之弊，乃至於此。”如此之類，難以仆陳，語詳《甲寅》周刊，或以規曰：“子一年中所遺政跡，時議紛紜，都不必在念。蓋學風扇發，天下病焉。父兄之教莫先，整飭之方宜講，子營此事，且有同情。即金佛郎案，牽連國交，遲速必辦，為國任重，得謗乃常，既寵賂之不章，奚怨毒之難解。世所期期以為不可，而君坐以市天下之怨，絕友朋之好，行且蹈不測之罪，貽無窮之羞者，惟辦《甲寅》周刊一事耳。天下事，未可以口舌爭，胡嘵嘵以蒙恥召怒為也？”士釗應之曰：“吾行吾素，知罪惟人。若其中散放言，刑踵華士。伯喈變容，罰同邪黨。生命既絕，詞旨自空。如其不爾，壹任自然。愚生不工趨避之義，夙誌不幹違道之譽。天爵自修，人言何恤。懷君子而居易，遵輿誦之本務而已。”既而段祺瑞不得誌於馮玉祥，又失張作霖之援。吳佩孚再起湖南，與張作霖聯兵以逼京師。段祺瑞出走，士釗隨之，蹉跌以不振。而於是士釗之名，儒林所不齒；士釗之文，君子以羞道。然其後國民軍再奠江南，建號南京，而掌邦教者，並全諸大學，厲行考試，取締學生運動，頗用士釗計，蓋不以人廢言雲。
士釗始為《甲寅》雜誌於日本，以文會友，獲二子焉：一直隸李大釗，一安徽高一涵也，皆摹士釗所為文，而壹以衷於邏輯，掉鞅文壇，焯有聲譽。而一涵冰清玉潤，文理密察，其文尤得士釗之神。其後胡適著《五十年中國文學史》，乃以高一涵與士釗駢稱，為甲寅派。及是唾棄《甲寅》不屑道，而習為白話，倒戈以向，罵士釗為反動，助胡適之張目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