乃於十年二月，於役歐洲，親加考覽，長途萬裏，所懷百端，即紅海舟中，草致章炳麟書，曆陳國會之亂政，而謂：“有人民神聖、國會萬能諸說，稗販政治者流，得以奔走張皇，莫能頌言其非。惟兄集中有《代議然否》一論，造於遜清末年，主不設國會。其說建於未立本製之先，始為人人所不能言，中為人人所不敢言，卒為人人所欲言而不知所以為言，此誠不能不蒲伏於兄先識巨膽之下，不勝歡喜，深用自壯者也。”既抵英倫，曆訪其文人政士，而小說家威爾思、戲劇家蕭伯訥，皆於民治有貶詞。威爾思約士釗赴其鄉園，納涼池畔，從容談及中國國政，慨然曰：“民主主義，吾人擊之使無完膚，隻須十分鍾耳。但其餘主義脆弱，且又過之，持辯至五分鍾，便是旗靡轍亂，是民主政治之死而未僵，力不在本身，而在代者之未得其道。世間以吾英有此，群效法之，乃最不幸事。中國向無代議製，人以非民主少之，不知曆代相沿之科舉製，乃與民主精神深相契合，蓋白屋公卿，人人可致，得非平等之極則？辛亥革命，貿然廢之科舉之廢不待革命，威氏之言微誤，可謂愚矣。吾欲著一書曰《事能體合論》，意在闡明何事需用何能，何事始為何事，事能之間，有一定之揀選方法使之體合。中國民治，其病在事能之不體合也。”
為太息者久之。而蕭伯訥之所以語士釗者，意尤恢詭。其言曰：“能治人者始可治人。林肯以來，政壇有恒言曰：‘為民利由民主之民治。’然人民果何足為治乎？如劇，小道也，編劇即非盡人能之。設有人言‘為民樂由民編之民劇’，語之不詞，至為章顯。蓋劇者，人民樂之而不審其所由然。苟其欲之，不能自製，而必請益於我。惟政府亦然。英、美之傳統思想，為人人可以治國。中國則反是。中國人而躋於治人之位，必經國定之試程，試法雖未必當，而用意要無可議。今所當講，亦如何而使試符其用耳。”士釗又以所為《業治論》質正於群家潘悌，潘悌舊為工程師，乃樹立基爾特社會主義之先覺，而倡業治以矯巴力門製者也，則詔於士釗曰：“中國自立代議製，政事棼不可理。蓋所謂代議者，並未嚐代人民而議，且以選區如彼其遼闊，凡所以為選者，其權例操於少數黨人之手，此曰代表，詞直不通。以此之故，凡政客下選區為演說，其政綱類由自擇。人民於不自我起之爭論中，迫而指名一造，代己謀國，而其爭論又為性至複，非深知其內容，是非莫明，即深知之矣，所列問題，每浮偽不切事情，無關民福，選民縱英爽能斷，亦無所用。
要之黨人所標政策，徒於己黨朋分政權而見為利，以雲利國，直去萬裏。彼輩初挾理想而學為政，而一例以騎牆派終，非無故也。蓋選區之分劃，絕不與實際相符。試思一區之中，利害百出，包舉於一人之身，如何可能？吾英謀矯此弊，因有基爾特製之創議。斯製非他，即所以連政治於實際者也。夫代議製之虛偽，以機體不立，故基爾特首祛是病，乃舉一國之人，類聚而群分之，如此為分，其最自然之尺度曰業，誠以業者，人所相依為命者也。彼談國政，恒不免於無意識，而本業夫惟不談，談則不離乎意識者近是。何以故？問題較簡，而己與之相習故。自有基爾特運動以來，發軔於英倫，風靡於歐美大陸，使言政之家，論思一變，蓋以其說深抵巴力門製之創痛。而予意尤以中國為饒有施行業治之機會。蓋所謂七十二行，氣力不足而行會未亡，以新治加於其上，為勢甚順。中國果其實行，尤且得促西方之反省，使奉為矩範，起而效法。此征於今日西方人心之大覺，予語良非泛然。何也？以其厭惡今製，信念全失，思古幽情，油然以生，舉凡生活方式，使人由之，心差安而理差得爾。然吾之基爾特，於資本製未興以前即已消失，今以業治期之，宜先有準備工夫以資過渡。
是何也？即計議資本如何可去，而基爾特如何可複也。中國斫喪未久，猶有存焉者，而在西方，則不反而求諸過去，不可得見也。”潘悌持之以正言莊論，威爾思、蕭伯訥出之以嬉笑怒罵，而要歸於然否代議則一，於是士釗之政治信念全變。遂返國，道出法之裏昂，而吳敬恒方為裏昂大學校長，士釗論議文章，敬恒所重，每謂寶山張嘉森君邁曰：“章行嚴之一骭毛，無非佳者。”至是邀講演。將登壇，有粵生起指士釗大罵，詞不可堪，其大指影射粵軍政府，無關問學。橫逆之來，士釗默爾。而敬恒噤聲拊掌，不知所出。粵生興盡自去，僅乃得講，私詢知為陳炯明黨也，炯明資之來校，同伴凡數十人。時惟粵生多金，校費從出，號貴族，故跋扈如此。士釗私心自計，不審敬恒平日馭貴族何術者。後數月，諸生哄而驅敬恒，布詞醜詆，敬恒則大憤，絕去，歸國以後，誓不更與辦學事。私居聚議，每嚴顏斥若輩青年無望，恨恨不已。然敬恒持論大廷，建言新聞，則又大神聖而特神聖其新中國之新青年者，壹是有褒而無貶，有書而無但，且製為通律曰：“學生與教習鬥者，學生必勝，猶之人民與政府戰者，人民必勝。”藉是長養天下學生暴動，曾不動色，士釗嚐引以為怪焉。
士釗之歸國也，會曹錕以直隸督軍脅總統黎元洪而逐之。其大將吳佩孚練兵洛陽，申討軍實以為奔走禦侮之臣。曹錕彌洋洋自得，又欲借重議士餌誘以選為總統。士釗既未甘以自貨，遂遁而之滬，橐筆已久，輒複思動，既為《新聞報》有所撰述，其尤著者，曰《論威爾遜》、《論列寧之死》、《論麥克道納內閣》、《農治述意》，皆為時所稱誦。士釗自以《甲寅》得大名，益油然生嗣興前跡之思，名仍《甲寅》，刊則以周，招資授事，計議粗定，而軒波以大起。江蘇督軍齊燮元用吳佩孚之命，起兵以逐盧永祥於浙江，吳佩孚自將大軍出山海關以攻張作霖，馮玉祥隨吳佩孚出師而有貳誌，取間道歸以襲北京，取曹錕而幽諸，殺其嬖人李彥青，遂與張作霖聯軍以夾擊吳佩孚，盡俘其眾，欲推一人以主國事。段祺瑞既失職居天津，圖起用事，而以士釗能文善論思，有聲南北，請以為謀主，士釗乃置《甲寅》周刊不論而奔命以赴，與祺瑞左右謀以何道而起，士釗曰：“吾向主毀法造法，逆料有一時期，約法既壞，新法未生，總統舊稱無所用之，非別立一名不可。
以前軍務院之撫軍長，及軍政府之總裁，獨是一隅自限之號，建位北京，軍民並治，取義當有未同。因念西史紀元前，羅馬初設民主，署曰公薩，譯家如嚴幾道、林琴南均取吾籍‘執政’兩字當之，宏義雅名，向往彌切。曹錕竊國，黎黃陂移節上海，議立政府，愚不取法統說，以臨時執政製進，議雖未成，而竊以為段公再起，誼必出此。”於是段祺瑞以執政建號，開府北京，遂以士釗為司法總長，尋兼教育總長，自以習熟情偽，奮欲更張，於是奐然號於眾曰：“吾國興學許久，而校紀日頹，學績不舉。學生謀便曠廢，致倡不受試驗之議，即受試矣，或求指範圍，或脅加分數，醜跡四播，有試若無。為教授者，以所講並無切實功夫，複圖見好學生以便操縱，虛應故事，亦固其然。他國大學教授，在職愈久，愈見一學之權威，而吾國適得其反。夫留學生初出校門，講章在抱，雖無成業，條貫粗明，而又朝氣尚好，汙俗未染，驟膺教職，彌覺兢兢，此類人選，他國至多置之研究院內、助教室中，而在吾國則為上品通材，良足矜貴。何校得此，生氣立滋。過此以往，漸成廢料。新知不益，物誘日多，內諂學生，外幹時事。標榜之術工，空疏化為神聖；獷悍之氣盛，一切可以把持。教風若斯，誰樂治學？北京八校，教授多至數百人，年耗庫款，少亦二百萬元以上，歲終至五百頁可讀之書，三年可垂之籍，以登學府而版國門。獨念吾華號為文化古國，海通以還，學術途徑益形擴大，除舊籍所當加意整理外，近世應用科學及各邦文史、政俗種種著錄，為學子所萬不可忽者，所涉尤繁。使先輩講學之精神，得存一二，今時述作，將百倍於古而未有已。
乃自上海製造局倡議譯書以還，垂四五十年，譯事迄無進步，而文字轉形蕪俚，所學未遑探索，鸞刀妄割，謬種流傳。無其書，有斯文將喪之憂。有之，轉發不如無書之歎。昔徐建寅、華蘅芳、李善蘭、徐壽、趙元益、江衡輩，所譯質力、天算諸書，貫通中西，字斟句酌，由今視之，恍若典冊高文，攀躋不及。即下而至於格致書院課藝，其風貌亦非今時碩博之所能幾。以雲進化，適得其反。髦士以俚語為自足，小生求不學而名家。黃茅白葦，一往無餘，學者自捫，寧誠不怍。而為之學生者，讀西籍，既乏相稱之功能，質本師，又乏可供之著述。幾紙數年不易，破碎不全之講義，屍祝社稷，於是出焉，此雲興學，寧非背道。且也大學為學術總集之名，猶之內閣為政治總集之名。內閣有長財政者，不聞稱財政內閣；有長司法者，不聞稱司法內閣。今大學宜講農工業，竟自號農業大學與工業大學；大學宜講法律、政治，複自號法政大學。甚至師範、美術，文科中之一部耳，亦分別獨立，各稱大學。幹為支滅，別得類名，邏輯所不能通，行政所大不便，部落思想，橫被學林，卒之兼課紛紜，師生旁午，學統盡壞，排媢風生，欲求首都有一宏深精進條幹分明之大學，與倫敦、巴黎競爽，俟之百年，將亦難得。欲圖易俗，乃畫三策：
一、本部設考試委員會，仿倫敦大學成例，學生入學畢業諸試，概由部辦。
二、本部設編譯館，要求各大學教授通力合作，優加獎勵，期於必成，務使期年之間，有新著數十百種，布之黌舍，辭理並當，饜人取求。
三、合並八校。
驟議之日，士釗持說侃侃，無所避就，莫之能難。然而風聲所播，詬謗乃叢，部試諸生，青年自視為大逆不道，先生長者，陽持靜默而陰和之，潛勢極張。宏獎著述，竟訛傳為甄別教員，不加考詢，頑然抗議；合並八校，施受之間，暗潮不可終日。士釗又以其間綞刊《甲寅》，論列時賢，於吳敬恒、胡適之倫，多所譏切，好惡拂人，彌以叢怨，而五月七日之事起。五月七日者，歲歲以紀念愛國為循例者也，惟警廳以歲必滋事，禁止遊行，谘請教育部，轉知各校。士釗亦未照辦，黠者乃造轉知一文以揭於報，且甚其辭曰：“摧殘教育，阻撓愛國。”於是學生大恨，以為“不撲殺此獠，賣國賊其何所懲”。建旗呐喊以趨魏家胡同十三號，欲得士釗而甘心焉。士釗遁，而毀其室也，士釗既知其後有大力者負之而趨，未可深究，則置不問，而獨居深念，意忽忽不樂，因吟白香山孤桐詩曰：“直從萌芽拔，高見毫末始。四麵無附枝，中心有通理。寄言立身者，孤直當如此。”孤桐孤桐，人生如此，尚複何恨，因易字孤桐。其時北京女子師範大學學生，逐其校長楊蔭榆。蔭榆至，則持木棍磚石，叫罵追逐，無所不至，撕其布告，而易以學生求援宣言。北京大學學生從而應之，聲生勢張，男女嘯聚，鎖閉辦公室，把守校門，阻止校長、教職員不許入。諸生跳梁於內，校長僑處在外。士釗大怒，請於段祺瑞曰：“士釗少負不羈之名，長習自由之說，名邦大學，負笈分馳，男女同班，亦嚐親與。所有社會交際，兩性銜接之機緘締構，一一考求，其中流以上之家，凡未成年之女子，殆無不惟家長、阿保之命是從，文質彬彬，至可愛敬。
從未見有不受檢製，竟體忘形，聚嘯男生，蔑視長上，家族不知所出，浪士從而推波，偽托文明，肆為馳騁，謹願者盡喪所守，狡黠者毫無忌憚，學紀大紊，禮教全荒，如吾國今日女學之可悲歎者也。以此興學，直是滅學。以此尊重女子，直是摧辱女子。釗念兒女乃家家所有，良用痛心。當此女教絕續之秋，宜為根本改圖之計。不如查照馬前次長處理美術專門學校成例，將女子師範大學停辦解散為便。”祺瑞可其請。部令一出，士論嘩然。於是號稱代表九十八校之學生聯合會，登報以聲討士釗之罪曰：“章士釗兩次長教，摧殘教育，禁止愛國，事實昭然。敝會始終表示反對。乃近日複受帝國主義之暗示，必欲撲滅學生愛國運動而後快。不特不謀美專之恢複，且複勾結楊蔭榆，解散女師大，以數千女同學為犧牲。此賣國媚外之章賊不除，反動勢力益將氣焰日高，不特全國教育前途受其蹂躪，而反帝國主義之運動亦將遭其塗毒矣。故敝會代表九十八校，不特否認章賊為教長，且將以最嚴厲之手段，驅之下野。望我國人其共圖之。”誦者同然和之。北京大學教授李石曾會士釗於廣座，攘臂起曰：“餘本不欲言。惟今日京師女學，有一極悲慘之紀念，頗欲藉以警告教育當局，使知女子師範大學學生，有為警察毆傷者若幹人，其導因為外交問題，其表見為摧殘女學，如此痛心之事，演於首都，已成之國學而不能保，何暇計及地方私立女學之成毀盛衰乎！”語甚悲壯，合座動色。士釗從容詰之曰：“石曾所稱警察毆傷女生若幹人，果何所見而雲然乎？石曾曾身親焉否乎？若僅以告者為憑，則凡來教部駭告，及所告負責任之呈報，遮得君言之反，當日警察，蓋絕未敢侵學生，徒見學生紛持木棍磚石，追逐校長，而為從中調解而已。以北京學界見嫉之甚，保護弱者聲浪之高，而女師大又向為一切教聯、學聯休戚與共之大彀，豈有女生傷及多人，事越三日，並一紙聲訴書而不得見，而魏家胡同十三號之門庭，複寧靜乃爾矣乎？石曾平旦視愚，豈求摧壓學生以為己利者哉？諸君抹殺事實，廣構虛詞，鳥瞰先機，務鋤異己。狙使血氣未定之學子，恣為一切壞亂之秘謀，此其用心，直不使有讀書種子留連京府。董理教務，以氣類之相感，為學問之遠圖，而寧禽視鳥息於軍國官僚之下，伺其顏色，倚為奸利，偶有衝激，尋釁有名，而凡手持毛瑟，或腰帶指揮刀者，諸君乃立為第二天性所暗示，不複正覷，而惟使夙稱同類同情，決不肯濫用政力侵淩學府者，不複有旋足吐氣之餘地。以愚不明心解，苦昧其故，石曾思之，亦能示我轉語否乎？”石曾無以應也。於是吳敬恒揚言於眾曰：“整頓學風，宜也。顧章行嚴何人，足言整頓學風乎？足解散女師大乎？若蔡孑民，斯可矣。”蔡孑民者，北京大學校長蔡元培也。兩公既高名宿學，不快士釗，沸騰群口。而士釗又以司法總長審查金佛郎案而予通過，事發，士論益嘩，以為夥同受賄有據，再毀士釗之室，肆力而搗，盡量以攫，卒掃聚所餘，相與火之，呼嘯千百眾，學生十餘人為之發蹤指示，自門窗以至椅凳，凡木之屬無完者，自插架以至案陳，凡書之屬無完者，由笥而椸，無鍵與不鍵，凡服用之屬無完者，蕩焉盡焉，以得肆誌為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