然丈夫行事，既不能當機決絕，登報自明，則今日受責，即亦無以自解。惟於此日取消帝製之後，而欲使我勸項城退位，則又萬萬不能。”袁世凱既殕，而黎元洪代起為大總統，國人推長者，謂其可息世囂、夷大難。而複意又不然，曰：“吾讀中西曆史，小人固覆邦家，而君子亦未嚐不失敗。大抵政治一道，如禦舟然，如用兵然，履風濤，冒鋒鏑，各具手眼，以濟以勝為期，能濟能勝而後為群眾所托命。道德之於國君，譬如諸財政家之信用，非是固不可行，然而乃其一節，而非其全能也。黎公道德，天下所信，然救國圖存，斷非如此道德所能有效。何則？以柔暗故。遍讀中西曆史，以謂天下最危險者，無過良善暗懦人。下為一家之長，將不足以庇其家；出為一國之長，必不足以保其國。古之以暴戾豪縱亡國者，桀紂而外，惟楊廣耳，至於其餘，則皆煦煦姝姝，善良謹葸者也。又況今日邦基隉杌，其能宏濟艱難，撥亂世而反之正者，決非僅僅守正高尚，如今人所謂道德者足以集事。當是之際，能得漢光武、唐太宗，上之上者也，即不然，曹操、劉裕、桓宣武、趙匡胤，亦所歡迎。蓋當國運飄搖，幹犯名義是一事，而功成治定，芟夷頑梗，得以使大多數蒼生安居樂業，又是一事。此語若對眾宣揚，必為人人所唾罵。然細思之，今日政治惟一要義，其對外能強，其對內能治，所用方法，則皆其次。孟子謂：‘行一不義，殺一不辜，雖得天下不為。’此自極端高論，殆非世界所能有。然吾所患於袁氏者，以其多行不義，多殺不辜，而於外強內治兩言，又複未嚐夢到觀其在位四年，軍伍之不統一，財政之紛亂，夫治標乃渠儂最急之圖，尚是如此。至其他根本問題，如教育、司法，尤不必論。
綜其行事，所最為中外佩服者，即其解散國會一事，謂其有利刃斬亂麻之能，而抵製日本要求不與焉。嚐觀陝西教士著一見聞錄，謂：‘袁世凱大罪，不在規圖帝製，在於不審始終，至於事敗，轉使強盜群稱守正，匪人皆居成功，而民國之苦痛遂極。’此真針針見血之語。夫國亂如此，北洋係經一番酣豢之後，既成暮氣而無能為，則使有政黨焉，以其魄力盤踞把持，出而為一切之治，鋤誅異己，號令出於一門，人曰此暴民專製也，而吾則曰猶有賴焉。而乃好惡拂人，貪酷無厭，假令一旦異己者亡，而同室之中，又乖離分張，芽孽萌動，而爭雄長矣。夫盜賊匪人，豈有久合之道，欲其利國，不益遠乎！此吾國前途所為可痛哭也。”其時梁啟超方以政論負天下望，而袁世凱之殆，又發難於啟超之一論，國人仰之如景星卿雲。而複意又不然，曰：“國家欲為根本改革之計，其事前皆須有預備。而今之人，則欲一蹴而幾，又焉可得。少年人大抵狂於聲色貨利之際，即其中心地稍淨者，亦聞一偏之說，鄙薄古昔，而急欲一試，以謂必得至效。逮情見勢屈，始悟不然，此時即有次骨之悔，而所亡已多。今日之事，不如是耶？但問今日局麵不可收拾之所由來，則其原因至眾，項城不過因其勢而挺之而已，非造成此勢者也。若論造成此勢，則清室自為其消極，而康、梁以下諸公為其積極，二者合，而大亂遂為不得不成之勢。至於元二諸公，所謂推波助瀾，而其身亦在漩渦滾浪之中，欲不為然，或不可得。夫滿清入關，以東胡種人而為中國之主，比較而論，其暴君亂政，以視朱明、胡元要為稀少。而一旦權臣欺其寡孤以與人市，臣民之中絕少為之太息扼腕者，雖曰自取，而向來執筆出報諸公，不得不謂其大有效力耳。
嗟嗟，吾國自甲午以來，變故為不少矣。而海內所奉為導師，以為趨向標準者，首屈康、梁師弟。顧眾人視之以為福首，而自仆視之，則以為禍魁。何則？政治變革之事，蕃變至多，往往見其是矣，而其效或非，群謂善矣，而收果轉惡。是故深識遠覽之士，愀然恒以為難，不敢輕心掉之，而無予智之習。而彼康、梁則何如？生長粵東，為中國沾染歐風最早之地。而粵人赴美者多，赴歐者少，其所捆載而歸者，大抵皆十七八世紀革命獨立之舊義，其中如洛克、米勒登、盧梭諸公學說，驟然觀之，而不細勘以東西曆史人群結合開化之事實，則未有不薰醉顛狂，以其說為人道惟一共遵之途徑，仿而行之，有百利而無一害者也。而孰意其大謬不然乎？平生於《莊子》累讀不厭，因其說理語打破後壁，往往至今不能出其範圍。其言曰：‘名，公器也，不可以多取。仁義，先王之蘧廬也，止可以一宿，而不可以久處。’莊生在古則言仁義，使生今日，則當言平等、自由、博愛、民權諸學說矣。莊生言：‘儒者以詩書發塚。’而羅蘭夫人亦雲：‘自由自由，幾多罪惡，假汝而行。’甚至愛國二字，其於今世最為神聖矣。然英儒約翰孫有言：‘愛國二字，有時為窮凶極惡之鐵炮台。’西國文明，自今番歐戰掃地遂盡。英國看護婦某氏正命之頃，明告左右，謂：‘愛國道德為不足稱。何則？以其發源於私，而不以天地之心為心故也。’此等醒世名言，必垂於後，正如羅蘭夫人論刑時，對自由神謂‘幾多善惡，假汝而行’也。可知談理論一入死法，便無是處。是故孔子絕四，而釋迦亦雲：‘如筏喻者，法尚應舍，何況非法。’而彼康、梁則何如？於道徒見其一偏而出言甚易。南海文筆沉悶。至於任公妙才，下筆不能自休，其自甲午以後，於報章文字，成績為多，一紙風行，海內觀聽為之一聳。
仆嚐寓書戒之，勸其無易出言，致成他日之悔。當日得書，聞頗意動，而轉念乃雲：‘吾將憑隨時之良知行之。’由是猖狂無忌，暢所欲言，至學識稍增，自知過當，則曰：‘吾不惜與自己前言宣戰。’然而革命、暗殺、破壞諸主張，並不為悔艾者留餘地也。其筆端又有魔力，足以動人，言破壞，則人人以破壞為天經，倡暗殺，則人人以暗殺為地義，敢為非常可喜之論，而不知其種禍無窮。往者唐伯虎詩雲：‘閑來寫得青山賣，不使人間造業錢。’以仆觀之，梁任公所得於雜誌者，大抵皆造業錢耳。今夫亡有清二百六十年社稷者，非他，康、梁也。何以言之？德宗固有意向之人君，向使無康、梁，其母子未必生釁。西太後天年易盡，俟其百年，政權獨攬，徐起更張，此不獨祖宗之所式憑，而亦四百兆人民之利賴。而康乃踵商君之故智，卒然得君，鹵莽滅裂，輕易猖狂，馴至於幽其君而殺其友，己則逍遙海外，立名目以斂人財，恬然不為恥。夫曰保皇，試問其所保今安在耶？必謂其有意作亂，固屬大過，而狂謬妄發，自許太過，禍人家國，而不自引咎，則雖百儀、秦，不能為南海作辯護也。至於任公則自竄身海外以來，常以摧剝征伐政府為能事，《清議》、《新民》、《國風》，進而彌厲，至於其極，詆之為窮凶極惡，意若不共戴天。以一己之新學，略有所知，遂若舊製一無可恕，其辭具在，吾豈誑哉？於是頭腦單簡之少年，醉心《民約》之洋學生，至於自命時髦之舊官僚，乃群起而為湯武順天應人之事，迨萬弩齊發，堤防盡隳，而天下洶洶，莫適誰主。蓋至辛亥壬子之交，天良未昧，任公悔之晚矣。
於是熏穴求君，思及朱明之恪孫，曲阜之聖裔，乃語人曰：‘吾往日議論，止攻政府，不詆皇室。’嗟嗟，任公生為中國之人，讀書破萬卷，尚不知吾國之製，皇室政府不得歧而二之，於其體誠欲保全，於其用不得不稍留餘地，亦可謂枉讀一世之中西書矣。今夫中國立基四千餘年，含育四五百兆，是故天下重器，不可妄動，動則積屍成山，流血為渠。古聖人所以嚴分義而威亂賊者以此，伊尹之三就桀者以此，周發之初會孟津而複散歸者以此，操、懿之久而後篡者亦以此。英人摩理有言：‘政治為物，常擇於兩過之間。’法哲韋陀虎哥有言：‘革命時代，最危險物，莫如直線。’任公理想中人，欲以無過律一切政法，而一往不回，常行於最險直線者也，故其立言多可悔，迨悔而天下之災已不可救矣。今夫投鼠忌器，常智猶能與之。彼有清多罪，至於末造之親貴用事，壞法亂政，誰不知之？然使任公為文痛詈之時，稍存忠厚，少斂筆鋒，不至天下憤興，流氓童，盡可奉辭與之為難，則留一姓之傳，以內閣責任漢人，為君主立憲，所全豈不甚多？而無如其一毀而無餘何也。至於今日，事已往矣。師弟翩反，複睹鄉枌，強健長存，仍享大名，而為海內之巨子，一詞一令，依然左右群倫，而有清之社則已屋矣。《黃台瓜辭》曰：‘種瓜黃台下，瓜熟子離離。一摘使瓜好，再摘使瓜稀。三摘猶為可，四摘抱蔓歸。’康、梁之於中國，已再摘而三摘矣，耿耿隱憂，竊願其慎勿四摘耳。大抵任公操筆為文時，其實心救國之意淺，而俗諺所謂出風頭之意多。莊生謂：‘蒯聵知人之過，而不知其所以過。’而德文豪哥德劇曲中，載有鮑斯特者，無學不窺，最後學符咒神秘術，一夜召地球神，而地球神至，陰森獰惡，六種震動，問欲何為，鮑大恐屈伏，然而無術退之。嗟乎！任公既以筆端攪動社會至如此矣，然惜無術再使吾國社會清明，則於救亡本旨，又何濟耶？時局至此，當日維新之徒，大抵無所逃罪。
仆雖心知其危，故《天演論》既出之後，即以《群學肄言》繼之，意欲蜂氣者稍為持重。不幸舍其舊而謀其新，風會已成。而鄭蘇堪《五十自壽長句》有句雲：‘讀盡舊史不稱意，意有新世容吾儕。’嗟乎！新則新矣，而試問此為何如世耶？大抵吾人通病，在睹舊法之敝，以為一從夫新，如西人所為，即可以得無弊之法，而孰意不然。專製末流，固可為痛，則以為共和當佳，而孰知其害乃過於專製。始知世間一切法舉皆有弊，而福利多寡，仍以民德民智高下為歸。使其德智果高，將不徒新法可行，即舊者亦何嚐遂病。儻德與智，未足心知其意，即民權亦複何為。其最受病，在用共和而不知選舉權之重，放棄販賣，匪所不為，根本受病，此樹不能久矣。所以嘵嘵者，即以億兆程度，必不可以強為，即自謂有程度，其程度乃真不足，目不見睫，常苦不自知耳。辛亥革命，而段祺瑞執梃袁門，摟合武人以為兵諫，宣統遜政，共和以成，八九年來，常以保障共和自任，然而於所以為共和者，段氏寧夢見也。國會之惟利是視，摧剝民生，殆吾國有曆史來所未有。舊有風憲之官，言西法者皆以為非善製，今則以其權畀國會矣。由是明目張膽，植黨營私，當國者隻須有錢以豢養此輩議員，便可以諸善勿作，諸惡奉行，而身名仍複俱泰。嗚呼！真不圖我生不辰，乃見如此世界也。間嚐深思世變，以為物必待極而後反。前者舉國暗於政理，為共和幸福種種美言誇辭所炫，故不惜破壞舊法從之。今之民國近十年矣。而時事如此，更複數年，勢必令人人親受苦痛，而惡共和與一切自由平等之論如蛇蠍，而後起反古之思，至於其時，又未必不太過。此社會鍾擺原例，無可奈何者也。往者突厥，群稱近東病夫，至十九稘末造，毅然變法，於是有少年突厥之特稱。列邦拭目觀其變化，僉謂自茲歐、亞接壤中間，將必有崛興之強國矣。顧乃大謬不然。
數年之間，埃及、巴爾幹群屬幾盡，而最後乃不量德力，為德所利用，屈指年月，更繪輿圖，不獨歐洲必無回部，即在安息、大食中間，亦不知占得幅員幾許。是故變法而興者，日本也。變法而亡者，突厥也。天時、地利、人事三者交彙以為其因，此中消息至微，惟狂妄者乃欲矢口高論耳。吾輩托生東方，天賦以國，國者，其尊如君，其親如父。今乃於垂老之日，目擊危亡之機，欲為挽救之圖，早夜思維，常苦無術。又熟知世界大勢，日見半開通少年，於醉夢中求漿乞酒，真使人祈死不得。所絕對不敢信者，以中國之地形、民質，可以共和存立，梁任公亦謂‘共和必至亡國’，而求所以出此共和者，又斷然無善術。嗚呼！今乃知當日肆口擊排清室，令其一毀無餘者，為可恨也。傳曰：‘無易由言。’人人自詭救國，實人人皆抱火厝薪之夫，一旦及之後知，履之後艱，雖痛哭流涕，戟指嗬罵其所崇拜盲從之人，亦已晚矣。悲夫。”既而喪亂頻仍，國人意又稍苦共和。
康有為乃與長江巡閱使張勳陰謀複辟，而複意又不然，曰：“九年鹵莽共和，天下事至於如此，自常識而論，複辟豈非佳事？惟君主之治，必須出於自力，其次亦須輔佐。況當武人擁兵時代，非聰明神武，豈能戡禍亂而奠治安？此時中國已患無才，至於滿人，更不消說。此正合曆史一姓不再興公例，儻鹵莽滅裂以圖之，非惟無補於蒼生，抑將叢詬於清室。名為愛之，適以害之，萇叔違天，烏足尚乎。須知清室若可再興，則辛亥必不失國，當時天子聲靈，尚自赫耀，故家遺老猶有存者，手握雷霆萬鈞之勢，乃親貴亂政，授人口實，壞此山河，而謂今日憑借鴟張武夫，可以光複舊物，必不然矣。此議果行，大非舊朝之福。”於時天下洶洶，一分而不可複合，北洋之軍閥，南方之民黨，紛紜角訟，各有藉詞。而複則兩不以為然，曰：“吾國革命之後，占勢力者不過兩係：軍人，一也。所謂民黨，二也。時局至此，民黨則被罪於軍閥之幹政，而北洋軍人則歸獄於萬惡之國會，互相抨擊，殆無休時。顧我輩平情論之，恐兩派均難逃責也。數千年文勝之國，所謂兵者，本如蘇明允所稱‘以不義之徒，操殺人之器’。武人當令，則民不聊生，乃曆史上之事實。近數十年來，憤於對外之累敗，由是項城諸公得利用之，起而言尚武，言練兵。所以練兵，自唐以來，朝廷於有兵封疆，必姑息敷衍，清中興以後尤甚，此項城所以刻誌言兵也。雖然，武則尚矣，而教育不先，風氣未改，所謂新式軍人，新於服製已耳，而其為不義之徒，操殺人之器自若也。雖然，此類軍人，亦惟在中國始能存立耳，稍與節製師遇，無不披靡。
日本有某將官嚐言：‘軍人娶得美妻，殖產至數十萬金，其人即非軍人。’然則歌童舞女，列屋環侍，偷糧蝕餉，積資數百千萬，其人尚有軍人資格耶？以如是之人而秉國成，淫佚驕奢，爭民施奪，國帑安得而不空虛，民生安得而不憔悴。由是浸淫成五季之局，斯為幸耳。吾國原是極好清平世界。外交失敗，其過亦不盡在兵。自光、宣間，當路目光不遠，亦不悟中西情勢大殊，然主張練兵，提倡尚武，而當日所稟令者，依然是以不義之夫，執殺人之器。此吾國今日所由紛紜大亂，萬劫不複也。若夫民黨，尤為可哀。侈言自由，假途護法，其在野也，私立名字，廣召黨徒，無事則以報紙為機關，有事則借電報為風雷，把持倡和，運動苞苴，一日登台，所用者必其黨徒，曰：‘此固美、法先進民主國之法程也。’蜂屯蟻聚，雖二十二行省全國官僚，不足以敷其位置，而徒黨之中，驢夫走卒，目不識丁，但前有搖旗呐喊之功，則皆有一臠分嚐之獲，吏治官方，掃地而盡。至其所謂護法者，亦不過所奉之辭而已。一旦手握重權，則破法者亦即此輩，軍人誠惡，然尚有統係紀律之存，其為害或稍勝狂愚謬妄之民黨也。北洋軍人之奢驕淫佚，夫豈不知？然孰使此類之人，於社會有勢力而猶為人心所係者，民黨諸公宜自反也。民黨諸公，所畏忌無過北係軍人，顧識其真際者，竊以為不足畏。蓋北係名為軍人，養尊處優，大抵暮氣，而民黨仰取俯拾，方在進行一是，無所忌憚，以必得為主，故當勝也。然於福國利民四字，皆為無望。群不逞誌，太息俟時，而中央失政，方鎮恣睢，既授以可乘之隙，則群起而挺之，至於成事，則得位行權，各出其鉤爪鋸牙，以攘拿國帑、魚肉吾民者，猶吾大夫，未見君子。
《詩》曰：‘譬彼舟流，不知所屈。’吾國今日所最苦者，在於乏才。十年前，誌士以政府腐敗之故，日日鳴鼓攻之，致令身無完膚，然於事無濟，徒假極無價值人，甚至強盜流氓以隙，使得借以為資，生稱偉人，死鑄銅像。目下舉國若狂，是非自無定論。然我輩去後三十年，人心稍定時，迥觀今日，不識當如何歎恨，如何齒冷耳。從來曆史當國是國體大更動時，必呈此種現象，俟種種經曆喪失，流血已多，而後人天厭亂，漸趨正軌。合歐洲已事觀之，此時正佛家所謂浩劫，未見黃人之遂臻平世也。俄雖歐之大國，民物土地，泱泱雄風，而其間大公竊權，女謁弄政，寵賂苛法，與夫其民之不學，較之吾國殆有甚焉。故雖蠶食亞洲，而一遇強對，輒複不振。比者其國半明之民，乘機革命，亦複定製共和，不知國之治亂強弱，初不係此。蓋革命所製鋤者，特貴族耳。而民之愚暗，初不能一蹴而躋休明，而舊法提防既墮，逞忿縱欲，二者必大橫決。故法經八十年而始有可循之軌，猶不足以盛強。最近者俄，方且由革命而造成恐怖，由共和而流為過激，其宗旨行事，實與百年前革命一派絕然不同，其人極惡平等自由之說，以為明日黃花，過時之物，所絕對把持者，破壞資產之家與為均貧而已。殘虐暴厲，據所記載，真令人有天地末日之悲。故中國亂矣，而俄羅斯比之則加酷焉。此如中國明季政窳而有闖、獻，斯俄之專製末流而結此果，真兩間劫運之所假手。與我中國，均不知何日始有向明之機？此時佇苦停辛，所受痛楚，要皆必循之階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