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時天下固瞢然不知孫氏為誰何者。上海同誌與孫氏有舊者，獨一秦鞏黃，尤誦而喜焉。為之序曰：“四年前，吾人意中之孫文，不過廣州灣一海賊也，而豈知有如行嚴所雲雲者。吾東洋人最好標榜，彼得毋又蹈此病。鞏黃閱人多矣，吾父理刑名，少小隨侍往來宦場中，繼又訪吾國之逋臣於東南群島，複求草澤無名之英雄於南部各省。龔璱人曰：‘烏睹所謂奇虯巨鯨、大珠空青者耶？’我行仆仆，亦若是則已矣。大盜移國，公私塗炭，秦失其鹿，喪亂弘多，而孫君乃於吾國腐敗尚未暴露之甲午、乙未以前，不惜其頭顱性命，而虎嘯於東南重立之都會廣州府，在當時莫不以為狂。而自今思之，舉國熙熙皞皞，醉生夢死，彼獨以一人圖祖國之光複，擔人種之競爭，且欲發現人權公理於東洋專製世界，得非天誘其衷而錫之勇者乎？吾曾欲著此書，而以三年來與孫君有識，人將以我為名也，複罷之。今讀行嚴之書，與吾眼中耳中之逸仙，其神靡不畢肖。喜而為之序。”鞏黃又曰：“熱心家初出門任事，其進誠銳，意若曰：‘以齊王猶反手。’而不知前途有無限之荊天棘地。一旦失敗，則又徜徉歧路，是以朝秦暮楚，比比皆是。此則孫君之所以異乎尋常誌士。讀者之所當注意，吾輩之極宜自勵者。”炳麟則為題詞曰：“索擄披昌亂禹績，有赤帝子斷其嗌之籀文。掩跡鄭洪為民辟，四百兆民視此冊。”自是孫文、孫中山著為文章，寖喧於士人之口矣。時孫文易名中山樵以避邏者，士釗著錄，用“孫中山”三字，綴為姓字稱之。
睹者大詫，謂無真偽兩姓駢舉成名之理，然孫中山之名自此稱。而亦以其間時時投稿上海《蘇報》及《國民日日報》，中有署名“青桐”之詩歌，即士釗作也。會清廷遣俞明震以江蘇候補道來檢察革命黨。章炳麟、鄒容皆就逮，而士釗得脫，則以明震之厚重之也。士釗既免於難，乃還湖南，隨善化黃興克強，糾合湖南革命人物，創立華興會於長沙，又與洪幫哥老會合，舉事不成。士釗乃亡命日本，走江戶，則頓悟黨人無學，妄言革命，禍發且不可收拾，功罪必不相償。漸謝孫文、黃興，不與交往，則發憤自力於學。二十四歲，初習英文字母而不以為恥。於是黃興以華興會並入孫文所主之興中會，及留學生有誌革命者，合組同盟會於日本之赤坡，中分八部，各有專職，而以“驅除韃虜，恢複中華，建立民國，平均地權”為信條。會眾三百餘人，舉孫文為總理。已而章炳麟亦脫獄來會，一日在新宿寓廬，與壽州孫毓筠少侯迫士釗署約入同盟會，共圖大事。士釗不許，則動之以情，更劫之以勢，非署名者不得出室廬一步，如是者持兩晝夜，卒不許也。世風乍啟，革命之說鼎盛一時。女子之教，且由外言不入，一躍而藩籬盡撤。士釗遁荒域外，見名門淑女，年十七八，無父兄師保自隨，獨遊異邦，呼朋嘯侶，男女無別，行止自便者無算，尤不謂然。顧於其中得一人焉，曰吳弱男，蓋廬江吳保初君遂之女也。保初為清故提督長慶諡武壯次子，與故湖北巡撫譚繼洵之子嗣同、湖南巡撫陳寶箴之子三立、福建巡撫丁日昌之子惠康，四人皆以文采風概齊名，稱四公子。保初文弱穎異，長慶以為非將種，使入都師事故侍郎宗室寶廷。
寶廷文章直節，早擅重名，方罷官，無以自存，長慶歲資助之而屬以保初。保初則濡染為清折閑肆之詩，遂識沈曾植、陳衍之倫，鄭孝胥至都，獨請業學詩稱弟子，孝胥素不主張弟子之說，堅拒之，而廬江陳詩者，年長於保初，又從而稱詩弟子焉。保初尚氣好文章，事事效法寶廷，為詩千百言立就，前後千百首，刊有《北山樓集》，音節悲壯，遣詞命意時近王安石，其回腸蕩氣之作，亦不亞海藏樓也。時剛毅方長刑部，自命刑名家，保初以蔭補主事，與爭一獄，讞稿反複持不下，至擲稿於地，自褫公服出署去。既棄官居上海，慈禧太後臨朝，報效麇集，政日敝，保初乃電請歸政。康有為、梁啟超謀變法，保初奔走號召，助張目，而唐才常起事漢口，相傳保初與謀焉，兄保德懼連，將告密，又與保初婦謀紿而坑之，嗣子世炎具以告，逃之日本，逾年歸。袁世凱方為北洋大臣，以蚤為長慶所識拔，而謀得當於保初，月致二百金，使居金陵，勿得至上海，繼益百金，要以三事：不入都、不言朝政、不結交新黨，若圈禁於天津焉，恐其及禍也。世炎有神童之目，書過目不忘，十餘歲喉疾卒。保初傷之甚。唯二女弱男、亞男，遣遊學日本，勖女以詩，有“西方有美人，貞德與羅蘭”之句，而弱男倜儻好事，通中英文，足有才藻，至是邂逅士釗，自由締婚焉。弱男時為同盟會英文書記，與孫文上下議論，持極端歐化之說，又謂：“非平等自由，不足征歐化。”
氣焰萬丈。士釗初解字母，不能讀西書，雅不然之，然天下盛稱西方美人貞德、羅蘭如是，無以難也。未幾，偕遊英倫。初至，與王小徐論賢母良妻，不協，憤而趨北澱。居之三年，至是親接彼中婦女，往來大學教授及名牧師之家庭間，盡得其忠勤端靜，持家教子，非成年之女，無督不得獨出諸狀，乃征賢母良妻，無疑歐化，歐化亦不盡於自由平等，而刮棄昔日之所輕信謬執，一以親炙於西賢者為歸，而漸化焉。自是以迄歸國，絕不問外事，尤鄙女子參政論，閉戶理家政，修文學，非親故，外間獲見其麵者且罕。士釗每喟然曰：“嘻！歐化真似之辨，吾妻今昔之殊，誠不料其相違之度如此之大也。然亦貴有人善體認焉而速改其度耳。庸詎知吾輩須眉男子之論西政、西學，不與吾妻未遊歐前之言社會革命者同其謬妄耶？吾思之，吾重思之。”
士釗既之英，乃入倫敦大學，習政治經濟之學。顧最喜者邏輯，又通古諸子名家言，杷榔梳理而觀其通。自國中言名學者，嚴複而後，莫之或先也。自是衡政論文，罔不衷於邏輯，每謂：“文自有邏輯獨至之境。高之則太仰，低焉則太俯，增之則太多，減之則太少，急焉則太張，緩焉則太弛，能斟酌乎俯仰、多少、張弛之度，恰如其分以予之者，唯柳子厚為能，可謂宇宙之至文也。”黃花崗既敗，誌士殉者七十二人，而至友楊守仁篤生同客英倫，自恨不與其役，發憤蹈海死。士釗旅居無憀，黯然有秋意，感於詩人秋雨梧桐之意，遂易“青”而“秋”焉。其時北京《帝國日報》屢征士釗文，士釗則為英憲各論，皆署“秋桐”二字與之。辛亥八月，革命突起，不數月而清帝遜位，共和告成，推孫文為臨時大總統，奠都南京。然革命黨人所能依稀仿佛以渙然大號者，惟立國會、興民權，廓然數大事耳。其中經緯百端，及中西立國異同本義，殆無一人能言。士釗歸自英倫，唔桃源宋教仁遁初於遊府西街。教仁以能文善辯說，有造於共和，而為孫總統所倚重者也，則坦然相告曰：“子歸乎，吾幸集子所言，以時考覽，藉明憲政梗概。”士釗問其故，教仁出示一帙，蓋士釗投寄北京《帝國日報》英憲各論，教仁次第裁取，已褒然成一冊也。於是士釗乃以明憲法、通政情，為革命黨人所欲禮羅。吳敬恒、張繼、於右任之徒，聯翩而至，邀之入同盟會，士釗卒婉謝之。於右任方主《民立日報》，乃委己以聽。《民立日報》者，同盟會之機關報也。
同盟會既得勢，不知所為，唯四出抵排人。梁啟超嚐持立憲以與同盟會牾，至是歸國，求不見絕於同盟會，因揚言於眾曰：“吾夙昔立憲者，手段也，目的同為革命。”同盟會不聽，而訌益急，又不能持論，唯指與立憲黨有連，則莫不關其口而奪之氣。其湖北同盟會員王慕陶侃叔者，至抗辯於眾曰：“吾非妄八蛋，焉為立憲黨。”海上群言，以次屏息。顧士釗習於邏輯，持論不為詭隨。獨謂：“政黨政治成功之第一要素，在於黨德。黨德雲者，即認明他黨為合法團體，而聽其並力經營於政治範圍以內，以期相與確守政爭之公平律也，即英儒梅依所言‘聽反對黨意見之流行’一語也。凡一時代急激之論，一派獨擅之以為名高，因束縛馳驟人，使懾於其勢，不顯與為抗，一遭反詰，甚且囁嚅無敢自承。於是此一派者，氣焰獨張，或隱或顯，壟斷天下之輿論而君之。久之他派盡失其自守之域，軒豁之態，如彈簧然，一唯外力之所施者以為受，不論久暫全闕，天下大勢終統於一尊，然理詘不伸，利害情感鬱結無自舒發，群序既不得平流而進，國家、社會之元氣，乖過甚，卒亦大傷。蓋不認反對黨之行為為合法，凡所爭執，隱之走入偏私，顯之流於暴舉，乃為事勢之所必然。十七世紀，英倫之政爭紀錄，凡號為陰謀史或流血史，有時總理退職，得安然亡命以去，且稱幸運焉者，即以此也。是故以‘和平改革’四字，導領政治，使兩黨相代用事，非認反對黨之所為，有益於國，萬萬不可。且政黨不單行，凡一黨欲其黨內之常新，他黨忽爾消滅，或日形削弱，均非所利，蓋失其對待，已將無黨可言，他黨力衰，而己黨亦必至蟲生而物腐也。”壹本其平素所篤信而由衷者，質焉劑焉，持說侃侃，於同盟會意壹不瞻徇。
以此大韙於國人，然亦以此失同盟會歡。同盟會既改組為國民黨，黃興要隸籍。士釗又不許，國民黨人大歡。士釗主《民立報》所為文，以本字行嚴標識，未用秋桐，國民黨人既與士釗見相左，因訐前之投稿《帝國日報》署秋桐，而今匿情，若有隱圖，又揭楊守仁與士釗書，以明士釗故與立憲黨有連，不宜資《民立日報》以隱為立憲黨道地。士釗則憤發舍去，楊□□懷中者，楊守仁之兄弟也，自柏林致書詢所以。士釗則複以書曰：懷中學長左右：得書知由瑞士複抵柏林，此行飽看山水，得詩幾何，以為念也。公見《神州日報》，與弟抗論，頗覺不快，以為政爭生涯如是如是，恐弟以之灰心。想公決不料新聞記者之卑劣，日甚一日，在今日望公所見之《神州日報》，轉在天上也。《民立報》夙為革命黨機關，光複時，聲光最盛，南京政府既立，同盟會人執政，南方新聞，群以立憲派嫌怨，遇事不敢論列，《時報》至數周不載社論，當時惟《民立報》有作諍友之資地，於右任複以言論獨立頌言於人。弟因緣入該社，與右任要約，務持獨立二字不失，冀於同盟會炙手可熱之時，以中道之論進，使有所折衷，不喪天下之望，此種設想本不自量，至其心則無他也。自從《民立報》與同盟會提攜之道，不出於朋比，而出於扶掖。弟意有所不可，輒不妄為假借，有時持論，勢不得不與黨人所見取義互有出入，而卒以此傷同盟會人之心。夫傷其心，宜也，弟決不以為彼等咎。蓋弟非同盟會人，彼毀弟借該會機關傾軋該會，麵質右任，何事出此自殺之愚計，並何厚於章某而薄於本黨？如此等語，皆非在情理之外。
故彼輩造作誣詞，百計罵弟，弟概置之不問，而獨此等語不得不聽。何也？嫌疑所在，道德上說不過去也。弟既去《民立報》，謗詞複連載十餘日不休，若謂中國可亡，而章行嚴之名譽不可使存。公當不信行嚴返國，胡乃陡增如許聲價。夫天地之大，何所不容？弟涵養工夫雖不如公，此等流言，尚能包含下去，故彼等如何毀弟，無取為公述之。惟篤生遺書一通，近發布於《中華民報》，中詆弟語甚眾，彼等遂引為口實以中傷弟，是不得不有所質於公，冀得公一言以祛煩惑。篤生於公至親，子弟至友，在英時，三人形影相吊，自始末離一步。凡弟有負篤生，公必知之。篤生暮年感慨過多，好持無端厓之論以抹殺人，與吾二人意多不合，此當為公所能憶。弟於篤生，風義本在師友之間，有所論議，因故避其鋒，而篤生輒不已。一日，以小事哄於弟寓，頓失常度。弟婦吳弱男至為之駭走。弟以篤生忽有此意外之舉，中心痛之，而其事弟亦有失檢處，尤難為懷，譬說之餘，至於雪涕，弟生平未嚐為人流淚，獨此次不能忍，此景公親見之，諒未忘也。若而事者，篤生書中俱屑屑道之，罪弟負友，頗為良證，然此尚非同盟會人發表遺書之意。彼意所在，乃欲實弟為保皇黨耳。原書有“弟疑彼（原注：篤生）不忠革命，藉詞責之，而己乃徘徊於梁卓如、楊皙子之間，既在《帝國日報》投稿，《國風報》上複有大作一首，又安足以服其心”雲雲，凡茲所言，實為篤生末日褊狹之態，造一肖像，弟實哀之之不暇，安忍以其言為過，特未許他人竊之以妄罵人耳。弟與南海康氏未謀一麵，自弟稍解政治，康之足跡即不見於國內。且篤生書中並未及康，以為言者，則《國風報》上曾有大作一首，遂斷其依傍梁卓如耳。
所者，乃論翻譯名義，見該報二十九期中，公熟知之。此事弟自始未以為當諱，在《民立報》略談邏輯，首及譯名，並屢引前論，使為左證。有蔡君爾文至據原論與弟馳辯，其書赫然在投函欄內，可考也。此於彼等，誠以謂最脆弱可攻處，而在弟則固久矣坦懷置之。以共和之邦，文網爾密，弟決不願更爭旦夕之命也。至何以作此文者，則弟在東京曾撰《雙枰記》小說求鬻，彭希明為攜前半至梁處，支取稿費百元，乃稿未成而弟西渡，逾年，弟狀更窘，議重鬻焉，而前半在梁處，且百元亦無虛受理，乃與梁一通書，並以大作一首寄之，此其大略也。此外與梁有關，則彼創政聞社時，介於徐佛蘇、黃興之，曾在東京晤談一次，特寒暄數十語耳，未及政治，以其時弟以文學自炫，方鄙政治不談，且將西行，亦未遑及之也。此種關聯，較之某君即發書者與《新民叢報》之親切，實無可言，即較之篤生自身與梁之紀念，亦無可言楊、梁關係為中國革命史上一大紀念，誼當為表之。篤生以此責弟，由於神經激刺過甚，遂乃舉社會一切事情而惡絕之，黃花崗敗後，什匿克之心理尤亢，吾輩日與之習，又是政見不合，因首承其蔽，而為彼病態動作之目的物焉，殆不足奇。涉思及此，弟固不忍為篤生過，惟弟與梁卓如並無密交，事實具在於是，一覽而知。弟為此言，決不許彼輩妄度弟意，以梁君方為民國不韙之人，而弟必望望然去之，前此交誼，概置不顧，世風涼薄，此種隨處皆是，弟夙昔痛恨之。弟果與梁君締交彌篤，雖難解於儇薄少年之口語，斷不肯以夙昔所痛恨者反而效之，匪惟不效，弟猶且用力表出以為反覆小人激勸。夫梁君自丁酉以還，於舉世醉夢之中，獨為汝南晨雞，叫喚不絕，亙十餘年不休，一國迷妄，為彼揚聲叫破者，豈在少量，此今日革命黨人捫心而自知者也。雖彼未嚐躬親革命之業，以致為急激派所借口，而平心論事，彼昔年開導社會之功，自有其獨立自存之值，無取與後來功罪相提並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