極端自由平等之說，殆如海嘯颶風，其勢固不可久，而所摧殺破壞，不可億計。此等浩劫，內因外緣兩相成，故其孽果無可解免。使可解免，則吾黨事前不必作如許危言篤論矣。”黨競既烈，乃借辭外交，段祺瑞為國務總理，以對德宣戰，不為黎元洪所可，發憤走天津，而國會則佑元洪以逐祺瑞，僉謂德人無敗理也。而複則獨不謂然，曰：“西方一德，東方一倭，皆猶吾古秦，知有權利，而不信有禮義公理者也。德有三四兵家，且借天演之言，謂戰為人類進化不可少之作用。顧以正法眼藏觀之，殊為謬說。戰真所謂反淘汰之事，羅馬、法國則皆受其敝者也。故使果有真宰上帝，則如是國種，必所不福。又使人性果善，則如是學說必不久行。德意誌聯邦自千八百七十年來，可謂放一異彩。不獨兵事、船械，事事見長，起奪英、法之席，而國民學術，如醫、如商、如農、如哲學、如物理、如教育，皆極精進，乃不幸居於驕王之下，輕用其民以與四五列強為戰，而所奉之辭又多漏義，不為人類之所通韙。目論者徒見其摧堅破強，銳不可當。惟是兵戰之道，必計成功，不重鋒銳。項羽百戰百勝，而卒蹶於漢高。今之德皇，殆如往史之項羽，即勝巨鹿，即燒鹹陽，終之無救於垓下，德皇即殘比利時，即長驅入巴黎，恐亦終無補於危敗也。蓋德皇竭力繕武二十餘年，用拿破侖與其祖維廉第一之術，欲以雷霆萬鈞，迅霆不及掩聰，用破法擒俄而後徐及於英國，故其大命縣於速戰而大捷。顧計所不及者，英人之助比、法也，列日起致死為抗也。德國極強，然孟賁、烏獲，力有所底，飆發雷奮，所虀粉者比國耳，浸淫而及於法之北疆，顧咫尺巴黎，經百日而不能破，東不能入俄境，南不能庇奧鄰，至馬蘭之挫衄而無成之局兆矣，及逾二年，則正蹈曹劌三竭之說。而英人則節節為持久之畫，疏通後路，維持海權，聯合三國，不許單獨媾和。曹劌以一鼓當齊之三，以為彼竭我盈，英人之術，正複如是。大抵德人之病，在能實力而不能虛心。故德、英皆驕國也，德人之驕，益以剽悍；英人之驕，濟以沉鷙。
然則勝負之數，不待蓍蔡矣。嚐謂今日之戰，動以國從，戰事之起，於人國猶試金之石，不獨軍政、兵謀關乎勝負，乃至政令、人心、道德、風俗，皆倚為衡。俄廣土眾民，天下莫二，然以蠶食小弱有餘，至與強對作戰，則無往不敗。昔之於日本，今之於德，皆其已事之明效也。此其故不在兵而在國之政俗。據今策之，縱橫二係，非一仆不止。而德意誌國力之強，固可謂生民以來所未有，東西二麵，敵三最強國矣，而比、塞雖小，要未可輕。顧開戰十閱月，民命則死傷以兆計，每日戰費不在百萬鎊以下，來頭勇猛，覆比入法，累敗俄人，至今雖巴黎未破，喀來未通，東則瓦騷尚為俄守，海上無一國徽，殖民地十亡八九，然而一厚集兵力，則盡複奧所亡城，俄人退讓，日憂戰線之中絕，比境法北之間，聯軍動必以數千傷亡，易區區數基羅之地，所謂死不得入尺寸者也。不獨直抵柏林，雖有聖者，不能計其期日，即此法北肅清，比地收複，正未易言。此真史傳之所絕無，而又知人事之大可恃也。英人於初起時，除一二兵家如羅勒、吉青納外，大抵皆以為易與，及是始舉國憂悚，念以全國注之，而於政治則變政黨，之內閣而為群策群力，於軍械子藥則易榴彈以為高炸，取締工黨，向之以八時工作者，至今乃十一時，男子衽兵革，女子職廠工，國債三舉，數逾千兆鎊，而猶若未充，由此觀之，則英人心目之中，以條頓種民為何等強對大可見矣。
故嚐謂國之實力、民之程度，必經苦戰而後可知，設未經是役，則德之強盛，不獨吾輩遠東之民不窺其實，即彼與接壤相靡者，舍三數公外，亦未必知其真際也。使彼知之，則英人征兵之製必且早行，法之政府於平日軍儲必不弛然怠缺而為之備明矣。今夫德以地形言，則處中央散地四戰之境，猶戰國之韓、魏也，顧自伏烈大力以來，即持強權主義，雖中經拿破侖之蹂躪，而民氣愈益深沉。千百八十年累勝之餘，一躍千丈，數十年磨礪以須，以有今日之盛強。由此而知國之強弱無定形，得能者為之教訓生聚，百年之中，由極強可以為巨霸，觀於德，可征已。德人之於英、法，文明程度相若，而政俗則大不同。德人雖有議院，然實尚武而專製，以戰為國民不可少之聖藥，外交則尚誇詐、重詗偵，其教民以能刻苦、厲競爭為本，其所厲行，乃盡吾國申、商之長而去其短，日本竊其緒餘，遂能於三十年之中，超為一等強國。而英、法則皆民主，民主於軍謀，最不便，故宣戰後，其政府皆須改組，不然，敗矣。日本以島國而為君主立憲，然其經國訓民，不取法同型之英，而純以德為師資者，不僅察其國民程度為此，亦以一學英、法，則難以圖強故也。年來英國屢經失敗，其自救而即以救歐洲者，在幡然改用征兵製之一著，否則至今尚未知鹿死誰手耳。
世變正當法輪大轉之秋，凡古人百年、數百年之經過，至今可以十年盡之。蓋時間無異空間，古之程度待數年而後達者，今人可以數日至也。故一切學說法理，今日視為金科玉律，轉眼已為蘧廬芻狗，成不可重陳之物。譬如平等、自由、民權諸主義，百年以往，真如第二福音，乃至於今，其敝日見，不變計者且有亂亡之禍。老夫年將七十，暮年觀道，十八九殆與前不同，以為吾國舊法斷斷不可厚非。今有一證在此，有如英國十四年軍興以來，內閣實用人才，不拘黨係，足征政黨，吾國曆史所垂戒者，至於風雨飄搖之際，決不可行，一也。最後則設立戰時內閣，而各部長不得列席，此即是前世中書、樞密兩府之製，與夫前清之軍機處矣，二也。英人動機之後，俄、意諸協商國靡然從之。夫人方日蛻化，以吾製為最便，而吾國則效顰學步，取其已唾棄之芻狗而陳之，此不亦大異也耶？方戰事勃發之初，以德人新興之銳，乘英、法積弛之政，實操十全勝算，爾乃入巴黎不能，趨卡來不至，僅舉比境與法北徼而不得過雷池半步者，此其中殆有天焉。及至曠日持久而不得誌，則今日之事，其決勝不在戰陳交綏之中，而必以財政、兵眾之數為最後。德雖至強，而兵力固亦有限。試為約略計之，則一年中，其死傷或雲達三百萬，即令少此，二百餘萬當亦有之。而其東陲對俄之兵，報稱三百五十萬眾，如此則六百萬矣。而西麵比法之間，至少亦不下二百萬，是德之勝兵八百萬也。方戰之初，德人自言兵有此數，群詫以為誇誕之言，乃今此眾已全出矣。英、法之海眾未熸，而財力猶足以相持，軍興費重，日七八兆鎊，久之德必不支。
要而言之，德之霸權，終當屈於財權之下。又知此後戰爭，民眾乃第一要義。吾國之繁庶如此，假有雄桀起而用之，可以無對，而日操戈同室，殘民以逞，為足痛也。”時論方趨歐化而訾讀經，而複則甚不謂然，曰：“吾垂老親見支那七年之民國，與歐羅巴四年亙古未有之血戰，覺歐人三百年之進化，隻做到‘利己殺人，寡廉鮮恥’八個字。回觀孔、孟之道，真覺量同天地，澤被寰區。此不獨吾言為然。往聞吾國腐儒議論，謂孔子之道必有大行人類之時，心竊以為妄語，乃今聽歐美通人議論，漸複同此。彼都人士，研究中土文化之學者亦日益加眾，學會、書樓，不一而足。即此可知天下潮流之所趨矣。中國目前危難，全由人心之非，而異日一線命根，仍是數千年來先王教化之澤。讀經之在學校，當特立一科，而所占時間，不宜過多，寧可少讀，不宜刪節，期以熟讀，亦不必悉求領悟，而要必於童蒙之教植其基，非不知辭奧義深，非小學生能所領解，然如祖父容顏，總須令其見過，至其人之性情學識，自然須俟年長，乃能相喻。四子、五經亦然，皆中國數千年人倫道德之基，此時不妨先教諷誦，能解則解，不能解則置之，俟年長學問深時，再行理會，有何不可。若少時不肯盲讀一過，則終身與之枘鑿，徐而理之，殆無其事。雖然，其中有曆古不變者焉，有因時利用者焉，使讀書者自具法眼，披沙見金，則新陳遞嬗之間，轉足為原則公例之鐵證。老夫行年將近古稀，竊嚐究觀哲理，以為耐久無敝，尚是孔子之書。
四子、五經，固是最富礦藏，惟須改用新式機器，發掘淘煉而已。顧古聖賢人所講學而有至效者，其大命所在，在實體而躬行。今日號治舊學者，特訓詁文章之士已耳，故學雖成，其於人群社會無裨益也。其次莫如讀史，當留心細察古今社會異同之點。古人好讀四史，亦以其文字佳耳。若研究人心、政俗之變，則趙宋一代曆史最宜究心。中國所以成為今日現象者，為善為惡，姑不具論，而為宋人之所造就，什八九可斷言也。”時論方戒早婚而崇自由，而複則亦不謂然，曰：“吾國前者以宗法社會，又以男女交際，不同歐人，遂有早婚之俗，而末流或至病國，誠有然者。而今日一知半解之年少，莫不以遲婚為主義，若有誌於化民善俗。顧細察其情則實不爾。蓋少年得此可以抵抗父母，奪其舊有之權，一也。心醉歐風，於配偶求先接洽，既察姿容之美惡，複測情性之淺深，以為自由結婚之地，二也。複次凡今略講新學少年，莫不以軍國民自居，於古人娶婦所以養親之義，本已棄如涕唾，至兒女似續尤所不重，則方致力求進之頃，以為娶妻適以自累。假一不知誰氏女子以與之商終身不二之權利，則私計亦所不甘，則何若不娶單居，他日學成，幸而有百金以上之入，吾方挾此遨遊，脫然無累，群雌粥粥，皆為肉欲之資，孰與挾一伉儷而啼寒號饑，日受開門七件之累乎？此其三也。用此三因，於是今之少年，其趨於極端者，不但崇尚晚婚，亦多傫然不娶，又睹東西之俗，通悅逾閑，由是怨曠既多，而夫婦之道亦苦。不如中國數千年敬重女貞，男子娶婦，於舊法有至重之名義，乃所以承祭祀、事二親，而延似續。
而用今人之義，則舍愛情俗欲而外，羌無目的之存，女色衰則愛弛，男財盡則義絕，中道仳離者，往往而有。今試問二者之中，何法為近於禽獸？則將悚然而知古禮之不可輕議矣。婚嫁舊法，至以子女為禽犢，言之傷心。而新法自由，男女幸福，乃以益薄。今夫舊法之敝，時流類能言之，至一趨於新而不知所裁製，其害且倍蓰於舊，彼昏不知也。”時論方廢文言而倡白話，而複則亦不謂然，曰：“北京大學陳獨秀、胡適、錢玄同諸君，主張言文合一而作白話文，意謂西國然也。不知西國為此，乃以語言合之文字，而陳、胡諸君則反是，以文字合之語言。今夫文言文之所以為優美者，以其名辭富有，著之手口，有以導達奧妙精深之理想，狀寫奇異美麗之物態耳。如劉勰雲：‘情在詞外曰隱，狀溢目前曰秀。’沈約雲：‘相如工為形似之言，二班長於情理之說。’梅聖俞雲：‘含不盡之意，見於言外。狀難寫之景，如在目前。’今試問欲為此者，將於文言求之乎，抑於白話求之乎？詩之善述情者，無若杜子美之《北征》，能狀物者，無若韓吏部之《南山》。設用白話，則高者不過《水滸》、《紅樓》，下者將同戲曲中簧皮之腳本，就令以此教育，易於普及，而遺棄周鼎，寶此康匏，正無如退化何耳。世間萬事，無逃天演，革命時代，學說萬千，然而施之人間，優者自存，劣者自敗，雖千陳獨秀，萬胡適、錢玄同，豈能劫持其柄，則亦如春鳥秋蟲，聽其自鳴自止可耳。林紓輩與之較論，亦可笑也。”好為危言抗論，不為隨俗，大率類此。而老病頹蕩，感時發憤，無可告語，常自歎恨曰：“我生之後，世界泯紛，眼見舉國飲狂，人理幾絕，而袖手旁觀，不能為毫末補救，雖有透頂學識，何益人己之間。然則徒言學術，亦何與人事，此羊叔子所以不如銅雀伎也。吾人不善讀書，往往為書所誤，是以以難進易退為君子，以隱淪高尚為賢人。不知榮利固不必慕，而生為此國之人，即有為國盡力之天職。
往者孔子固未嚐以此教人，故公山、佛肸之召，皆欲往矣，而於沮溺之譏，則雲‘天下有道，某不與易’，孔子何嚐以消極為主義也。世事朝局，所以敗壞不可收拾如今日者，正坐吾輩自名讀書明理，而純用消極主義，一聽無數纖兒，撞破家居之故。使吾國繼此果亡，他年信史，平分功過，知亦必有歸獄也。吾六十之年又加四矣，羸病掃軌，目力不能，惟有浩歎。向使年僅知命，抑雖老未衰，將鞭弭櫜鞬，出而從事，殺身亡家，所不顧耳。”英使朱爾典歸國，而複往送之，與談朝局，撫今感昔，不覺老淚如綆。朱慰之曰：“君毋然。吾觀中國四千餘年蒂固根深之教化，不至歸於無效。天之待國猶人，眼前顛沛流離，即複甚苦，然放開眼孔看去，未必非所以玉成之也。君其勿悲。”複聞其言，稍為破涕也。中年以來，既以文學為天下所仰，雜文散見，不自留副，僅存詩三百餘首，樹骨浣花，取徑介甫，偶一命筆，思深味永，不僅西學高居上流也。其為學一主於誠，事無大小無所苟，雖小詩、短劄，皆精美，為世寶貴，而其戰術、炮台、建築諸學，則反為文學掩矣。以民國十年九月卒，年六十九。
章士釗，字行嚴，湖南長沙人。少好文章，於唐宋八家，獨稱柳宗元，每語人曰：“子厚《答韋中立書》，自道文章甘苦有曰：‘參之《穀梁》以厲其氣，參之孟、荀以暢其支，參之老、莊以肆其端，參之《國語》以博其趣，參之《離騷》以致其幽，參之太史以著其潔。’夫於氣則厲，於支則暢，於端則肆，於趣則博，於幽則致，於潔則著，相引以窮其勝，相劑以盡其美，凡文章之能事，至此始觀止矣。就中潔之雲者，尤為集成一貫之德，有獲於是，其餘諸德自帖然按部而來，故子厚殿以為文章之終事。自來文家，美中所感不足，蓋莫逾‘潔’字之道未備。韓退之《致孟東野書》，一篇之中，至連用‘其’字四十餘次，此科以助詞未甚中程，似不為過。蘇子瞻論文，謂‘宜求物之妙，使了然於口於手’，此獨到之見，恒人所無。然東坡之文，往往泥沙俱下，氣盛誠有之，言宜每不盡然。為宜之道則奈何？曰：凡式之未慊於意者，勿著於篇。凡字之未明其用者，勿廁於句。力戒模糊，鞭辟入裏，洞然有見於文境、意境，是一是二，如觀遊澗之魚，一清見底，如察當簷之蛛，絲絡分明。命意遣詞，所定腕下必遵之律令，不輕滑過，要其歸於‘潔’而已矣。”此士釗論文之旨也。讀書長沙東鄉之老屋，前庭有桐樹二，東隅老桐，西隅少桐。老者葉重蔭濃，蒼然氣古。少者皮青幹直，油然愛生。時士釗年二十耳，日夕倚徙其間，以桐有直德，隱然以少者自命，喜白香山有“一顆青桐子”之句，因自號青桐子。
二十一歲，負笈來南京，學於江南陸師學堂，總辦山陰俞明震恪士素擅學問，尤工為詩，感物造端，攝興象空靈杳藹之域，晚益托體簡齋，句法間追錢仲文，嚐言：“詩人非有宏抱遠識，必無佳構。”其為人和雋兩至，飄然絕俗，能獎掖後生，尤重士釗。而士釗鄉人馬晉羲惕吾則主講國文，兼授史地，時校律嚴，為士釗敬憚，然以此為躁妄者不便。時值上海南洋公學大罷學後，陽湖吳敬恒稚暉主《蘇報》，特置“學界風潮”一欄，恣意鼓吹，士氣驟動，風靡全國。中國學生之以罷學為當然，自敬恒之倡也。當時知名諸校，莫不有事，陸師亦不免焉。時士釗既以能文章為校士魁領，則何甘於不罷課而以示弱諸校。一日，毅然率同學三十餘人，買舟之上海，求與所謂愛國學社者合，並心一往，百不之恤。三十餘人者，校之良也，此曹一去，菁華略盡。俞明震知士釗魁率多士，函勸不顧，馬晉羲垂涕示阻，亦目笑存之也。自以為壯誌毅魄，呼嘯風雲，吞長江而吹歇潮矣。然三十餘人，由此失學者過半，或卒以惰廢不自振。中年以後，士釗每為馬晉羲道之，往往有刺骨之悔，曰：“罷學之於學生，有百毀而無一成，何待他征。愚所及身親驗，昭哉可睹，既若此矣。”事在遜清光緒二十八年壬寅也。
方是之時，革命之說稍起，而孫文名字未著。章炳麟、吳敬恒及善化秦鞏黃力山、山陰蔡元培孑民之徒，次第張之。鞏黃掉臂綠林，潛蹤女閭，自為風氣，罕與士夫接，而炳麟、敬恒、元培皆籍愛國學社。炳麟挾《駁康有為書》一冊，沾沾自喜，儕類亦以此推之。敬恒以辯才聞於時，安塏第之演說，大擅江海，然其所言，能得人之耳，而未必得人之心。元培退然若不勝衣，與之言事，類有然諾而無諷示。士釗既罷學之上海，與諸公者合，周旋其間，獨抵掌說軍國民之義焉。炳麟則大喜，以為得一奇士也。時滄州張繼博泉、巴縣鄒容蔚丹方以劫取日本留學監督姚某之辮，走上海，亦居愛國學社。而容著《革命軍》一書，士釗則潤澤之，初版簽書“革命軍”三字，乃士釗筆也，而容以序屬炳麟。一日，炳麟掣士釗與張繼及容同登酒樓，痛飲極酣，曰：“吾四人當為兄弟，僇力天下事。”炳麟年最長，自居為伯，而仲士釗，叔繼，季容，自是士釗弟畜二人，而呼炳麟曰兄也。容十九歲，年最幼，而氣陵厲出士釗上，卒然問曰：“大哥為《駁康有為書》，我為《革命軍》，博泉為《無政府主義》，子何作？”士釗笑謝之而已。顧自內慚，乃據日本宮崎寅藏所著《三十三年落花夢》為底本，成一小冊子，顏曰《孫逸仙》而自序其端曰：孫逸仙，近今談革命者之初祖，實行革命者之北辰，此有耳目之所同認。吾今著錄此書，標之曰“孫逸仙”，豈不尚哉？而不然。孫逸仙者，非一氏之新私號，乃新中國新發露之名詞也。有孫逸仙而中國始可為，則孫逸仙者，實中國過渡虛懸無薄之隱針。天相中國，則孫逸仙之一怪物，不可以不出世，即無今之孫逸仙，吾知今之孫逸仙之景與魍魎亦必照此幽幽之鬼域也。世有疑吾言乎？則請驗孫逸仙之原質為何物，以孫逸仙之原質而製作之又為何物。此二物者，非孫逸仙之所獨有。不過吾取孫逸仙而名吾物，則適成為孫逸仙而已。既知此義，談興中國者，不可脫離孫逸仙三字，非孫逸仙而能興中國也，所以為孫逸仙者而能興中國也。然則孫逸仙與中國之關係，當視為克虜伯炮彈成一聯屬詞，而後不悖此書本旨。吾，黃帝之子孫也。有能循吾黃帝之業者，則視為性命所在，且為此廣義，正告天下，以視世之私誼相標榜，主張偽說迷惑天下者，讀此書當能辨之矣。共和四千六百一十四年八月二十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