嚴複章士釗附黃遠庸自衡政操論者習為梁啟超排比堆砌之新民體，讀者既稍稍厭之矣，於斯時也，有異軍突起，而痛刮磨湔洗，不與啟超為同者，長沙章士釗也。大抵啟超之文，辭氣滂沛，而豐於情感。而士釗之作，則文理密，察而衷以邏輯。邏輯者，侯官嚴複譯曰名學者也。惟士釗為人，達於西洋之邏輯，抒以中國之古文，績溪胡適字之曰歐化的古文，而於是民國初元之論壇頓為改觀焉。然中國言邏輯者，始於嚴複，而士釗邏輯古文之導前路於嚴複，猶之梁啟超新民文體之開先河自康有為也，故敘章士釗者宜先嚴複，猶之敘梁啟超者必溯康有為。然而康有為、梁啟超之視嚴複、章士釗，其文章有不同而同者，籀其體氣，要皆出於八股。八股之文，昉於宋元之經義，盛於明清之科舉，朝廷以之取士者逾六百年。而其為之工者，無不嚴於立界犯上連下，例所不許，巧於比類截搭、釣渡，化散為整，即同見異，通其層累曲折之致，其心境之顯呈、心力之所待，與其間不可亂、不可缺之秩序，常於吾人不識不知之際，策德術心知以入慎思明辨之境涯，而不墮於鹵莽滅裂。
每見近人於語言精當，部分辨晰，與凡物之秩然有序者，皆曰合於邏輯矣，蓋假歐學以為論衡之繩墨也。然就耳目所睹記，語言文章之工，合於邏輯者，無有逾於八股文者也。此論思之所以有裨，而數百年來，吾祖若宗德術心智之所資以砥礪而不終萎枯也歟？迄於清末，而八股之文隨科舉製以俱廢，而流風餘韻，猶時時不絕流露於作者字裏行間。有襲八股排比之調，而肆之為縱橫軼宕者，康有為、梁啟超之新民文學也。有用八股偶比之格，而出之以文理密察者，嚴複、章士釗之邏輯文學也。論文之家，知本者鮮。獨章炳麟與人論文，以為嚴複氣體比於製舉，而胡適論梁啟超之文，亦稱蛻自八股，斯不愧知言之士已。若論邏輯文學之有開必先，則不得不推嚴複為前茅，敘章士釗而先嚴複，庶幾先河後海之義雲。
嚴複，原名宗光，字又陵，一字幾道，福建侯官人也。早慧，師事同裏黃宗彝，治經有家法，飫聞宋、元、明儒先學行。讓清同治間，同縣沈葆楨號知兵，以巡撫居憂在裏，奉詔創船政，招試英髦，儲海軍將才，得複文，奇之，用冠其曹，則年十四也。既卒業，從軍艦練習，周曆南洋、黃海。日本窺台灣，葆楨奉命籌邊，挈複東渡詗敵，勘量各海口。光緒二年，派赴英國海軍學校，肄戰術及炮台建築諸學。是時日本亦始遣人留學西洋，伊藤相、大隈伯之倫皆其選，而複試輒最上第。湘陰郭嵩燾以侍郎使英，時引與論析中西學同異，窮日夕不休，比學成歸，葆楨已薨，無用之者。於是發憤治八比，冀以科第顯，納粟為監生，應南北鄉試者再，佹得複失。而合肥李鴻章方總督直隸，領北洋大臣，器複之能，乃辟教授北洋水師學堂。複見朝野玩愒，而日本同學歸者，既用事圖強，徑翦琉球，則大戚。常語人不三十年，藩屬且盡，繯我如老牛耳。聞者弗省。鴻章亦嫌其危言激論，不之親也。
法越事裂，鴻章為德璀琳輩所紿，皇遽定約，惎言者摘發，疑忌及複，複亦憤而自疏。及鴻章大治海軍，以複總辦學堂，不預機要，奉職而已。甲午之戰，海軍熸於日，割地賠款，僅以無事。德宗大恨，銳欲變法，特詔遴人才。複被薦，以二十四年戊戌秋召對稱旨，退上皇帝萬言書，大略言：“中國積弱，於今為極，此其所以然之故，由於內治者十之七，由於外患者十之三耳。而天下洶洶，若專以外患為急者，此所謂為目論者也。今日各國之勢，與古之戰國異。古之戰國務兼並，而今之各國謹平權，此所以宋、衛、中山不存於七雄之世，而荷蘭、瑞士、丹麥尚瓦全於英、法、德、俄之間。且百年以降，船械日新，軍興日費，量長較短，其各謀於攻守之術也亦日精，兩軍交綏，雖至強之國，無萬全之算也，勝負或異，死喪皆多，且難端既構，累世相仇，是以各國重之。使中國一旦自強，與各國有以比權量力，則彼將隱銷其侮奪覬覦之心，而所求於我者，不過通商之利而已，不必利我之土地人民也。惟中國之終於不振而無以自立，則以此五洲上腴之壤，無論何國得之，皆可以鞭笞天下，而平權相製之局壞矣。慮此之故，其勢不能不爭，其爭不能不力。然則必中國自主之權失，而後全球殺機動也。雖然，彼各國豈樂於是哉？爭存自保之道，勢不得不然也。今夫外患之乘中國，古有之矣。然彼皆利中國之弱，而後可以得誌。而今之各國，大約而言之，其用心初不若是，是故徒以外患而論，則今之為治，尚易於古叔季之時。
夫易為而不能為，則其故由於內治之不修，積重而難反，而外患雖急，尚非吾國病本之所在也。其在內治雲何？法既敝而不知變也。今日吾國之富強，民之智勇，無一事及外洋者，其所以然之故，所從來也遠。大抵建國立群之道，一統無外之世，則以久安長治為要圖，分民分土、地醜德齊之時，則以富國強兵為切計，此不易之理也。顧富強之盛，必待民之智勇而後可幾，而民之智勇，又必待有所爭競磨礱而後日進，此又不易之理也。歐洲國土，當我殷周之間，希臘最盛，文物政治皆彬彬矣。希臘中衰，乃有羅馬。羅馬者，漢之所謂大秦者也，庶幾一統矣，繼而政理放紛，民俗抵冒，上下征利，背公營私，當此之時，峨特、日爾曼諸種起而乘之，蓋自是歐洲散為十餘國焉，各立君長，種族相矜，互相砥礪，以勝為榮，以負為辱。蓋其所爭，不僅軍旅疆場之間而止，自農工商賈至於文詞學問，一名一藝之微，莫不如此。此所以始於相忌，終以相成，日就月將，至於近今百年，其富強之效，遂有非餘洲所可及者，雖曰人事，抑亦其地勢之乖離破碎使之然也。至我中國則北起龍庭、天山，西緣蔥嶺、輪台之限，而東南界海，中間數萬裏之地，帶山礪河，渾整綿亙，其地勢利為合，而不利為分，故當先秦、魏、晉、六朝、五代之秋，雖暫為據亂，而其治終歸於一統。統既一矣，於此之時，有王者起，為之內修綱維而齊以法製，外收藩屬而優以羈縻，則所以禦四夷而撫百姓，求所謂長治久安者，事已具矣。夫聖人之治理不同，而其求措天下於至安而不複危者，心一而已。聖人之意，以謂天下已治已安矣，吾為之彌綸至纖悉焉，俾後世子孫謹守吾法，而有以相安養，相保持，永永樂利，不可複亂，則治道至於如是，是亦足矣。吾安所用富強為哉？是故其垂謨著誡，則尚率由而重改作，貴述古而薄謀新。
其言理財也，則重本而抑末，務節流而不急開原，戒進取，敦止足，要在使民無凍餓，而有以製豐歉、供租稅而已。其言武備也，則取詰奸宄，備非常，示安不忘危之義，外之無與為絜長度大之勁敵，則無事於日講攻守之方，使之益精益密也，內之與民休息，去養兵、轉餉之煩苛，則無由蓄大支之勁旅也。且聖人非不知智勇之民之可貴也，然以為無益於治安而或害吾治，由是凡其作民厲學之政，大抵皆去異尚同，而旌其純良謹愨，所謂豪俠健果，重然諾，與立節概之風，則皆懲其末流而黜之矣。夫如是，數傳之後，天下靡靡馴伏，易安而難危，亂民無由起，而聖人求所以措置天下之方，於是乎大得。此其意非必欲愚黔首，利天下，私子孫也，以為安民長久之道莫若此耳。
蓋使天下常為一統而無外，則由其道而上下相維，君子親賢，小人樂利，長久無極，不複亂危，此其為甚休可願之事，固遠過於富強也。不幸為治之事，弊常伏於久安之中，而謀國之難，患常起於所防之外，此自前世而已然矣。而今日乃有西國者，天假以舟車之利，闖然而破中國數千年一統之局，且挾其千有餘年所爭競磨礱而得之智勇富強，以與吾相角，於是吾所謂長治久安者，有儳然不終日之勢矣。今使中國之民，一如西國，則見國勢傾危若此，方且相率自為，不必驚擾倉皇，而次第設施，自將有以救正，而數稔之間，吾國固已富已強矣。顧中國之民有所不能者，數千年道國明民之事，其處勢操術與西人絕異故也。夫民既不克自為，則其事非倡之於上，固不可矣。然所以成其如是者，率皆經數千載自然之勢流衍而來，對待相生，牢不可破，故今日審勢相時而思有所變革，則一行變甲，當先變乙，及思變乙，又宜變內，由是以往，膠葛紛紜，設但支節為之，則不特徒勞無功，且所變不能久立。又況興作多端，動縻財力，使其為而寡效，則積久必至不支，此亦事之至可慮者也。”所論通達治體，而出之以至誠悱惻，徒以其後言變法而推極論之，必先破把持之局，語為大臣所嫉，格不得上，而政局亦變，德宗被幽。後二年拳匪禍作，自是避地居上海者七年。
複既擯不用，則殫心著述，蘄於匡時拂俗。既於學無所不窺，舉中外治術學理，靡不究極原委，抉其失得，證明而會通之，壹治之以名學而推本於求誠。誠者非他，真實無妄之知是已。名學者，求誠之學也。顧其所重尤專在求，據已知以推未知，席既然以睹未然，其已知既然，為公例可也，為散著可也。名學所辯論，非所信者也，在據所征以為信。蓋信一理一言者，必不徒信也，必有其所以信者，此所以信者，正名學所精考微驗而不敢苟者也。顧吾國所謂學，告吾以所以信者則如何？自晚周、秦、漢以來，大經不離言辭文字而已，求其仰觀俯察，近取諸身，遠取諸物，如西人所謂學於自然者，不多遘也。夫言詞文字者，古人之言詞文字也，乃專以是為學，故極其弊為支離，為逐末，既拘於墟而束於教矣，而課其所得，或求諸吾心而不必安，或放諸四海而必不準，如是者，轉不若屏除耳目之用，收視反聽，歸而求諸方寸之中，輒恍然而有遇，此達摩所以有廓然無聖之言，朱子晚年所以恨盲廢之不早，而王陽明居夷之後，亦專以先立乎其大者教人也。惟善為學者不然，學於言辭文字以收前人之所以得者矣，乃學於自然。自然者何？
內之身心，外之事變，精察微驗，而所得或超於向者言辭文字外也，則思想日精，而人群相為生養之樂利，乃由吾之新知而益備焉，此天演之所以進化，而世所以無退轉之文明也。知者，人心之所同具也。理者，必物對待而後形焉者也。吾心之所覺，必證諸物之見象，而後得其符也。王陽明謂：“吾心即理。”使六合曠然無一物以接於吾心，當此之時，心且不可見，安得所謂理者哉？此中國言明心見性，而不本之格物致知者之所以為修辭不立其誠也。然執是遂謂中國言詞文字之所著者，一切無當於學，則亦不可也。古書難讀，中國為甚。英國名學家穆勒約翰有言：“欲考一國之文字語言而能見其理極，非諳曉數國之言語文字者不能也。”豈徒言語文字之散著者而已？即至大義微言，古之人殫畢生之精力以從事於一學，當其有得，藏之一心則為理，動之口舌，著之簡策則為詞，固皆有其所以得此理之由，亦有其所以載焉以傳之故。自後人之讀古人之書，而未嚐為古人之學，則於古人所得以為理者，已有切膚精憮之異矣。又況曆時久遠，簡牘沿訛，聲音代變則通假難明，風俗殊尚則事意參差，夫如是，則雖有故訓疏義之勤，而於古人詔示來學之旨，愈益晦矣。故曰：“讀古書難。”雖然，彼所以托焉而傳之理，固自若也，使其理誠精，其事誠信，則年代、國俗無以隔之，其故不傳於茲，或見於彼，事不相謀而各有合，考道之士，以其所得於彼者，反以證諸吾古人之所得，乃澄湛精瑩，如寐初覺，其親切有味，較之占畢為學者萬萬有加。而生今日者，乃轉於西學得識古之用焉。此可與知者道，難與不知者言也。
夫以西學識古，以實驗治學，後來胡適倡新漢學者之所持以為揭幟，而實導之於複。複常以為中西二學，兼途並進，或者藉自它之耀，祛舊知之蔽。譯有英哲赫胥黎《天演論》、斯密亞丹《原富》、耶方斯《名學淺說》、穆勒約翰《名學》、《群己權界論》、斯賓塞爾《群學肄言》、甄克思《社會通詮》、法人孟德斯鳩《法意》諸書。凡譯一書，與他書有異同者，輒旁考博證列入後案，張皇幽眇以補漏義，尤能以古文辭達奧旨，而不齗齗於字比句次之間。國人之言以古詩體譯西詩者，自蘇玄瑛，言以古文辭譯小說者，自林紓，而言以古文辭譯歐西政治、經濟、哲學諸科，蓋自複啟其機焉。自以生平師事服膺者，厥惟桐城吳汝綸，每譯一書，必以質正。汝綸既高文碩望，常以：“晚周以來，諸子各自名家，其大要有集錄之書，有自著之言。集錄者，篇各為義，不相統貫，原於《詩》、《書》者也。自著者，建立一幹，枝葉扶疏，原於《易》、《春秋》者也。漢之士爭以撰著相高，其尤者，《太史公書》繼《春秋》而作，楊子《太玄》，擬《易》而為之，是皆所謂一幹而枝葉扶疏者也。及唐中葉，而韓退之氏出，源本《詩》、《書》，一變而為集錄之體，宋以來因之。是故漢氏多撰著之編，唐宋多集錄之文，其大略也。集錄既多，而向之所謂撰著之體不複多見，間一見之，其文采不足以自發，知言者擯焉勿列也。獨近世所傳西人書，率皆一幹而眾枝，有合於漢氏之撰著。”又惜吾國之譯言，大抵弇陋不文，不足傳載其義。獨推複博涉兼能，文章學問，奄有東西數萬裏之長，揚子雲筆劄之功，趙充國四夷之學，美具難並，鍾於一手，求之往古，殆邈焉罕儔。複常虛心請益，而汝綸則自謙不通西文，顧亦時有獨見。
嚐答書於複以論譯西書曰：來示謂新舊二學，當並存具列，且將自它之耀，以祛蔽揭翳，最為卓識。某前書未能自達所見，語輒過當。本意謂中國書猥雜，多不足行遠，西學行，則學人日力奪去大半，益無暇瀏覽向時無足輕重之書，而姚選古文則萬不能廢，以此為學堂必用之書，當與六藝並傳不朽也。若中學之精美者，固亦不止此等。往時曾大傅言：“六經外有七書，能通其一，即為成學。七者兼通則間氣所鍾，不數數見也。”七書者，《史記》、《漢書》、《莊子》、《韓文》、《文選》、《說文》、《通鑒》也。某於七書皆未致力，又欲妄增二書，其一姚公此書，餘則曾公《十八家詩鈔》也。但此諸書，必高材秀傑之士乃能治之，若資性平鈍，雖無西學，亦未能追其途轍。獨姚選古文，即西學堂中亦不能棄去不習，不習則中學絕矣。世人乃欲編造俚文以便初學，此廢棄中學之漸，某所私憂而大恐者也。區區妄見，敬以奉質。別紙垂詢數事，某淺學不足仰副明問，謹率陳臆說，用備采擇：歐美文字與我國絕殊，譯之，似宜別創體製，如六朝人之譯佛書，其體全是特創，今不但不宜襲中文，並不宜襲用佛書。竊謂以執事雄筆，必可自我作古。又妄意彼書固自有體製，或易其辭而仍其體，似亦可也。不通西文，不敢意定，獨中國諸書無可仿效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