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是以犧牲戰鬥力為代價，消極保安全的模式。解放軍有的部隊前些年確實存在一種不好的狀況，他們為了保安全，實彈不敢打，實彈不敢投，新裝備不敢動，有危險的科目不敢訓。上級規定每個新兵第一年扔3枚手雷，因為怕出事，就讓新兵少扔，老兵多扔，有時一個老兵一口氣就代替新兵扔掉幾十枚手雷。有的單位為了防止訓練出事故，實彈考核時也不敢投擲實彈，而是用教練彈代替。有的害怕出車輛事故，就連正常的駕駛員複訓和部隊摩托化機動訓練，也是能少搞就少搞，能不搞就盡量不搞，一旦有情況，就大量地租用地方上的運輸力量。還有的單位規定下雨天、下雪天、下霧天不準出車等。這種做法長此下去，一旦有緊急情況，必然是駕駛員開不了車，一上路就出事，既不能保安全，也不能完成任務。一些單位領導認為“年初出事，白幹一年；年尾出事，一年白幹”，對安全問題甚至到了神經質的程度。這種安全高於一切、壓倒一切，以犧牲戰鬥力為代價消極保安全的做法，是與有效履行曆史使命的要求不相適應的。
三是科學模式：謀求訓練與安全雙贏。既不能犧牲戰鬥力消極保安全，也不能以犧牲安全來提高戰鬥力。嚴格訓練和狠抓安全，同樣是戰鬥力的內在要求。從嚴訓練的本質，不僅表現在嚴格上，更表現在科學上。嚴格的訓練是科學的訓練，科學的訓練是最安全的訓練。要追求嚴格訓練、科學訓練和安全訓練的統一。要防止“消極保安全”，但是要提倡“積極抓安全”。消極保安全不是錯在“保”字上，而是錯在“消極”這兩個字上。批評消極保安全，是為了更好地積極抓安全。實現這個轉變的根本問題就是堅持戰鬥力標準。正確認識和處理保戰鬥力與保安全的關係，要求部隊在平時“既要訓練好、又要事故少”；在戰時，“既要打得贏、又要少犧牲”。
（四）“赫魯曉夫式的悲劇”
胡錦濤指出：軍隊要實現安全發展，就必須要吸取重大事故案件的血的教訓，大力發揚求真務實作風，在加強部隊思想政治教育的針對性、實效性上下功夫，在抓基層、打基礎上下功夫，在克服形式主義、官僚主義上下功夫，把從嚴治軍真正落到實處。
官僚主義和形式主義害死人。蘇聯曾經發生了-樁火箭發射台事故大悲劇，掩蓋了近40年，就是赫魯曉夫的政治官僚主義造成的。1960年10月24日，在蘇聯鹹海附近的火箭發射場，發生了一次世界最慘烈的太空武器爆炸大悲劇。蘇聯導彈部隊司令員涅傑林元帥當場喪生，發射台上的160名蘇聯導彈科學家也全部遇難，現場所有生物蕩然無存，隻留下了硬幣和鑰匙。當時的蘇聯領導人在導彈競賽上狂熱地趕超美國，赫魯曉夫想利用航天研究的成果來抬高蘇聯政府的威信和他本人的政治地位。他在給蘇聯導彈部隊司令員涅傑林元帥下達任務的時候說：“當我赴美國談判，我的腳踏上美利堅合眾國的土地時，你要給我放一枚發射宇宙飛船的導彈，嚇唬嚇唬美國人。”當赫魯曉夫一到達美國，涅傑林元帥就按下了發射導彈的電鈕。可是左按右按，這個導彈就是上不去，於是他便違章帶領幾十名蘇聯高級火箭專家和幾十名高級工程師來到導彈發射台上。根據安全條例規定，集體檢查隻能在燃料取出之後才能進行，但這樣做，無疑會耽誤發射時間，涅傑林為了完成任務，不得不在注滿燃料的火箭旁和同來的專家們開始了對火箭係統的檢修，結果釀成了這場大災難。事後蘇聯報道說涅傑林元帥因飛機失事死去。
發生故障有時是難免的，關鍵是求真務實。技術是要配合政治的，但是不能用政治辦法解決技術問題，否則，就會出現“赫魯曉夫式的悲劇”。
（五）不讓官兵素質成為“短板”
胡錦濤指出：軍隊安全發展，必須要切實加強基層基礎工作，大力提高官兵的綜合素質特別是幹部的事業心、責任心和組織領導、指揮控製、安全管理能力，打牢安全工作的基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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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章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