然而，我還得感謝老爺爺。有一年我去哈爾濱與老父親敘話，我說：“我爺爺能賭錢，你也能賭，咱怎麼沒賣地？”老父親說：“你老爺爺苗廷揚，是教書先生，你爺爺苗秀霖，一輸錢就到東北來了，你老爺爺教書掙的錢，給他打饑荒，打完了饑荒，你爺爺回家再賭……”是一個教書先生的老爺爺，使我們兩代好賭沒有賭破產。教書先生，一年若有20個學生，就是約有大洋100塊的收入，這個數，頂多少地？從我家買地的老文書上看，買一畝地，大體是在一兩到二兩銀子這個數上。一塊大洋頂七錢七厘銀子，也就是說，我老爺爺年進銀六七十兩，雖然不是日進鬥金，和一般農民是大不相同。
我當年曾想，“我有個叔叔多好”，又想“我有個弟弟多好”，若真是那樣，叔叔和父親一分家，12畝就各6畝，連吃飽飯都成問題，不可能每年再有5塊大洋上私塾，就真給人家當放牛娃了。當然解放了可以再上學，這是另一些人的情況。我卻是從抗日小學開始幹事情的，這在我家附近，隻有我一人有這幸運。若不是有三年私塾底子，不會一轉抗日小學就安排在高年級。我此時若沒有小學高年級水平，也寫不了文藝，就當不了報社模範通訊員，這就是老文書幫我破譯的直到今天存在身上的密碼。
老父親曾說：“人說舊年代，隻要抓一把小錢（小青銅錢）一扔，扔到哪裏，這地就這價了。”這是一種形容。老文書上的地價，我記了幾副。光緒二年（1876年），苗文煥、文義賣給苗成新地四分，紋銀五錢；光緒六年（1880年）苗良善賣給文元、文魁地一畝一分三厘，銀二兩；光緒十九年（1893年）高安平賣給苗文魁地八分，銀一兩。
賣地文書都寫明理由，大多是“因正用不足”，有的寫“因糧錢無湊”、“因手困糧乏”、“因無錢使用”，更有的是“度日不過”。賣地戶，早年的我不知道，後來我知道的，那都是相當貧窮的戶。一些窮戶，因為娶不起媳婦，斷了後代。小時我見好些中年漢子打著光棍，有兩個我叫伯父的，遇上解放翻身，才找到了媳婦。許多戶若不是遇上翻身解放，靠在老軌道上走下去，走個什麼樣子，都可想而知。“土改”改變了大多數人的命運，也使人口由不興旺到興旺。三年解放戰爭，國民黨軍隊失敗的原因有一條，就是得不到廣大人民的支持。跟著他們反攻倒算的，就喊的是：“誰分了地主家的地，倒回來！誰分了地主家的東西，送回來！”地主是少數人，國民黨依靠的是少數人，能不失敗嗎？
據我父親回憶，種那12畝地是很累的。收割的季節，到胡家莊東那3畝地去幹活，天不亮就起床出去，早飯送過去吃。中午回家來歇晌，下午再出發，在那兒一直幹到黑天。因為我爺爺在我父親7歲那年離家，家裏的壯勞力就是奶奶和老奶奶兩名婦女，所以我父親10來歲就已經是好莊戶漢了，除了耩地技術略差，其他耕、種、鋤、割四樣大活兒，都是好手，少年時代的莊稼活，奠定了他身體的好基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