苗長水說--
從這張地圖看，過去苗家莊這個村子特別像一座大城市的萌芽。村莊雖不大，卻曾有完整的圍牆和東南西北四座大門，並且有大、小西門，有“梢門”這樣的附屬建築。有炮台、大小菜園、長甫子、團汪子、少王林子、四福子林、趕牛路子的地名，以及各種名稱的胡同和大小街道和“大碾”、“大碌碡”、“大屋”、“大園”之“四大”，有大路也有渡口。
我曾經寫過一部小說《苗家莊傳奇》，記述了我們這個家庭以及苗家莊的曆史及革命曆史的起源。父親還專門給我繪製了一張苗家莊地圖。
從這張地圖看，過去苗家莊這個村子特別像一座大都市的萌芽。村莊雖不大，卻曾有完整的圍牆和東南西北四座大門，並且有大、小西門，有“梢門”這樣的附屬建築。有炮台、大小菜園、長甫子、團汪子、少王林子、四福子林、趕牛路子的地名，以及各種名稱的胡同和大小街道和“大碾”、“大碌碡”、“大屋”、“大園”之“四大”，有大路也有渡口。
大路，那就曾是曆史上的東南西北通道。如果不是後來在沂河南邊修了一座大橋，貫穿東南西北的大路不再從我們村裏走過，大路變成了現在那條小小的土路，苗家莊說不定也就成了大城鎮。假如苗家莊發展成大城鎮，這些地名都不會喪失它原有的光彩。比方說，當鋪可能變成為國際信托投資公司，銀匠鋪變為黃金首飾店，酒廠變成假日酒店，油坊變成石油提煉工廠，古文化遺址成為現代藝術中心。
我也曾在我的小說《季節橋》中，記述過的村前沂河上的那座季節橋，那是每逢冬季水小時，村裏人集資在河中淺水上架起的一座草木沙石結構的小橋。1982年奶奶去世時，我回去還從那座橋上走過，去河對麵趕集給奶奶買魚。橋邊地窩子裏等著收費的是苗家莊的人，看我穿著軍裝，以為不是苗家莊的人，收了5分錢過橋費。我曾穿著軍大衣躺在橋邊的沙丘上，望著童年熟悉的景色，心中跳動著一個係列小說創作的欲望。我在小說中曾說，如今有的冬季，人們連這樣一座橋都懶得架了。但是今天，確實根本不用架“季節橋”了，因為臨沂市的環繞沂河的旅遊路“濱河大道”、和沂南縣的東西通衢“澳柯瑪大道”，已把苗家莊環繞進一個現代化夾縫中，父親繪製的地圖上那些地點，如今隻是一些很難找到的等待最後扒去的土牆殘屋。
我父親畫的這份地圖凡是標有“自家地”的位置，那就是我們家的那些地了。我家在土地改革時劃的成分是中農，據父親說當時是有地老畝12畝多一點，爺爺參軍在外沒算人口，家中成員有老奶奶、奶奶、我父親和他的兩個妹妹，5口人，劃為中農。
從地圖上看，標“自家地”的地方挺多，其實不過是零零散散而已，有的不足一畝，有的一畝多一點，最遠的也是最大的一塊，在胡家莊莊東，有3畝多。苗家莊三麵環河，地是呈扇麵形展向西北一邊的。
據我母親說，我家有一場院，場院上有楸十株、棗一株，塋林有高楊二株，大橋地頭有柳二株。其中“長甫子”那兒還應該有塊“自家地”，還是我母親1957年回去時，用我父親的200元稿費買的，有兩畝。買這塊地主要是我老奶奶的意見，她是為我們幾個剛剛誕生和即將誕生的重孫子著想，有了錢就應該先置地。當時我父親有點稿費，地也便宜，還曾打算把我老爺爺典出去的前麵半座院子贖回。我父母都已經知道了要搞合作化的消息，但老奶奶似乎不相信合作化以後地就是公家的了，隻是因為在舊大洋和人民幣的折算上沒取得統一，她才沒能最終贖回房屋和再置土地。
這兩畝地我們這些重孫子們當然沒能種上。但老奶奶老爺爺、老老爺爺和奶奶、爺爺的墳墓埋在離這裏不遠的地方。
1982年奶奶去世，爺爺退休後曾帶著哈爾濱那位奶奶回老家住過一段，把老奶奶存放在一個老式點心盒裏的老文書，用硬紙裹著放在梁頭上。爺爺回哈爾濱以後，家裏老宅托鄰居也是本家一位老爺苗廣春看管，他年齡大約比我大七八歲，論輩分是我的老爺。不久前在修整老屋時，發現了那包老文書，交還給我父親。父親研究了這些文書以後這樣記述--
我的曾祖父，就是村中老歌謠第一句說的那位，“進來西門往南望，一望望見苗廷揚”。我1932年出生時，排行老三的高祖父苗文俊已不在，苗文俊的四弟文亮還在，所以我仍被稱為“五輩同堂”。苗文俊的大哥苗文元、二哥苗文魁，文魁這一支，即鄰居叔叔苗廣春家一支。我曾祖父苗廷揚兄弟倆，從高祖父苗文俊那裏繼承了超過一般中農的土地，兄弟倆分家後一分為二，不再是超中農。苗廷揚這一支，到我為止，一連三代單傳，土地基本上保持了原有數目。老文書中有高祖父的父親苗成新從鹹豐五年（1855年）起買的6塊，有高祖父苗文俊從同治十一年（1872年）起買的4塊，曾祖父苗廷揚一代自己買了一塊（光緒三十年，1904年），祖父苗秀霖一代買了七分八厘（民國22年，1933年），共老畝15畝。祖父苗秀霖好賭錢，一次次拉下饑荒下東北。父親苗廣順在我3歲時生了那場傷寒（1935年），吃了一塊大洋一服的中藥幾十服，至此，家中仍然沒有賣地。直到我5歲時（1937年）祖父苗秀霖去世，我6歲時（1938年）曾祖父苗廷揚去世，才賣了3畝地，還有12畝。有這樣的條件，我才能夠在6歲時，每年拿5塊大洋上私塾。老畝12畝，解放後變成新畝17畝，一家6口人，是標準的中農。若不是賣了那3畝，這個中農可能“超標”，這是不幸之幸。1947年“三查三整”，我參加選團區委，鄰村一位年齡大些的同誌說：“他家老爺爺時，比較富裕。”這不假。團區委委員沒選上。緊接著報社來信：“你還是我們的通訊員，但不是工農通訊員了。”“三查”查老三輩，比較富裕的老爺爺苗廷揚讓我沾了光。但很快糾正了，報社來信說：“事情弄錯了，你還是我們的工農通訊員。”其實沒弄錯，是整個解放區統一的糾偏。後來，有了正式規定，“土改”前三年定成分，老爺爺去世離土改五年，這五年之差，可是“兩重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