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與陶鈍、王安友坐火車，用了一天一夜加一個上午到的上海。其中光在浦口過輪渡，就擺弄了兩三個小時。一路上還難喝上幾杯水。中午從窗口買點吃的，直到下午4點，我輾轉了幾個車廂弄了一缸子水。我讓陶老先喝，他說：“你們年輕人消耗大，你和安友喝！”安友說：“我隻要抽煙，就把渴忘了！”疲憊不堪的陶老笑著說：“戰士是冒著炮火打去的上海，我們坐火車去上海，可真是天堂般的舒服了！”
到了上海，是於部長同我們談工作，安排各方麵的事。於老那時叫我“小苗”
“小苗，吃什麼灶？”我說：“吃大灶。”於老說：“改了，吃中灶！”在上海，我們從解放區來的同誌，熟悉了鄭君裏、周小燕、陳強、孫道臨、李健吾等早已聞名的老文藝工作者。
1952年春節，我和父親約好一起回家過團圓節。父親從東北來，我從上海來。在濟南火車站候車室，我正等待上車時，廣播中呼叫：“苗得雨同誌，你父親在軍人候車室等你！”多年已不喊父親了，他走時我7歲，現在我也長到181米的身材，到候車室見到父親，發現我們爺兒倆個頭差不多，我頭一句話竟是：“你找我？”我已記不起一夜火車、又一天汽車，是怎麼經過的。第三天早上到的家。一進門，祖母還未起床，父親喊了一聲：“娘！”祖母驚叫一聲，便大哭起來：“小婊子兒，你還回來呀？”母親從北屋出來，沒有哭，也沒有說什麼，即進鍋屋燒水做飯。她的淚早哭幹了。那天的飯，我也記不得是怎麼吃的了。從父親有了音訊，到回家探望，又是四年時間的等待，而此時等到的父親，已經另外有了一個家。然而母親仍然在等他，從那以後，每次父親回家探親，母親總是等不知多少個日夜。直至1981年底去世，是坐在大門口等了一個秋天又一個冬天。
矯永到家裏以後，家裏有了孫子媳婦，1953年春又有了重孫子長水，祖母不再那麼掛念兒子和孫子了。長水周歲學會說話，天天喊：“媽，京京，看爸爸！”矯永抱著他兩次去北京，我那時正在中國作協文學講習所學習。1955年學習結束，又回到山東文聯，矯永便帶著長水從老家來省城濟南了。祖母、母親又天天想了。想我父親，想我，想我妻子，想長水。大妹得雲出嫁在本村，妹夫是轉業軍人，身體負傷較重，不能幹重活。二妹得榮在外上學。兩個老人更加孤單。我盡可能結合工作，常回家看看。有時是矯永一個人帶孩子回去，雖然那時路上非常辛苦，也讓孩子多認識老家。1957年初夏，我的老二長倫已周歲，我和矯永領著兩個孩子回家看望。恰好父親也回家看望。我們全家團聚，是第一次四世同堂，是戰爭勝利後人數最多的一次幸福團聚。我帶了照相機回家，合影時，在外上學的二妹苗得榮回來了，大妹苗得雲也領著兩個兒子華子和平子來了。43歲的父親、47歲的母親，攬著幾個孫子、外孫，十分高興。這一段時光，也是年近70歲的祖母最幸福的時光。
這年底機關動員家屬回農村，矯永領著兩個孩子回家住了一年多。母親高興地對人說：“他奶奶說，孫子疼奶奶，找個對象自己合心意，讓家裏也合心意！”矯永模樣出眾，兩個男孩子活潑可愛，兩位老人整天歡喜得合不攏嘴。不是這個一手領著一個玩，就是那個一手領著一個玩。長水這名就是老奶奶起的，說：“苗家就得有長流水！”矯永給二子取名“平原”。母親說：“苗子有水，就嫩！”老二大名便叫“長倫（嫩）”了。長水在濟南上學前，父親又領著他回老家住了一段。這一段長水的印象最深。那時，三年困難時期已開始了。1960年，在老家出生的老三洪峰已兩歲半。我們住在濟南，矯永教學回來，打的飯中按比例隻有一個饅頭，便切成四半，讓我們爺四個吃。三個男孩都是長身體的時候，能吃，因為長期吃不飽都很瘦，我的臉也瘦得很長，妹妹得榮來了見到都心酸。急得矯永也對得榮歎氣：“唉，整天就是為吃犯愁！”在不撐勁時，我和矯永商量把老二送回老家住了一年多。家中還有點老底，即使糠菜，也能對付一下。祖母、母親都高興，為不讓孩子難為著，10元錢買一斤豬肉也去買（那年代的豬肉平時不到一元錢一斤，10元是黑市高價）。祖母做事周到，弄點好東西，也總想著分一些給大妹得雲家的兩個外甥。是祖母和母親又幫我們度過了那最困難的時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