苗得雨的懷戀--
母親去世時，我們好一點的生活才剛開始，1982年是我們國家和個人整個上坡路的開頭，一天天安定，不再擔驚受怕，通往家鄉的路也一天天更方便了，母親卻在這時離開了我們，她沒享到不久後就會到來的許多幸福，想到這些，我們就揪心不已。
父親苗得雨在《想起母親，心裏酸酸的》等文章中這樣寫--
我母親是我三姑姥爺家的外甥女，她管三姑姥爺叫“四舅”，三姑姥爺的外甥女、比母親小14歲的二姨，出嫁前是我們親戚家年輕女性中最俊美的，我常從二姨的音容笑貌中想象母親為姑娘時的情景。母親有一個沒有人叫起來的名字胡梅蘭，1930年20歲時嫁給我父親，我父親才去上學。是舊民主主義洋學堂。兩年上生了我。接著通過親戚王懷榮介紹去南鄉碼頭鎮祥茂皮貨店當店員，那時他21歲，早上晚上給掌櫃的提夜壺。父親說：“在家給老的還沒提過！”有一天門頭來了一個中年婦女找掌櫃的，父親進屋稟報說：“樊爺，門上來了個娘兒們找樊爺！”樊掌櫃的見是他姑，惱了：“說俺姑是娘兒們……”為此事攆走了父親。頭一年正月十六去的，第二年正月初十回來的。父親憋屈得於第二年初秋得了一場傷寒病，差點毀了，送老的衣服都做了，躺了半年多，竟奇跡般地活過來。這一年我有了一個弟弟，隻活了六天。不久，祖父、曾祖父先後去世，家裏生活窄巴了，賣了三畝地，典出半處宅子。父親第二場大病是“文革”中的1969年，在東北從部隊轉業地方工作多年以後，為別人的事抱不平，生氣得了中毒性肺炎，我在“五七”幹校勞動，接到“父病危”的電報，待我趕到，又奇跡般好了，是一個尚未解放的教授名醫搶救的。父親說：“我兩番當兵，多年部隊生活，經過了無數槍林彈雨，沒出事，讓小橛子絆了兩下子。”我每怨他久久離家，他總說：“我若一直在家，家中將是什麼樣子，我個人將是什麼樣子，都很難設想。”
我母親吃苦耐勞，是個性格隨和的人。我祖母為人要強，治家嚴格，為父親也有祖父好賭錢的毛病，和父親常吵架，吵了父親又吵母親。父親傷寒病好後，也不安心務農，時常為賭錢賣糧食，舊社會鄉間文化生活缺乏，人們大概從賭錢中得到一些樂趣。我祖父好賭，是紙牌迷，也很喜歡我，見我小時能吃，總說：“盡著他吃，看他長多高！”他時常坐牆根攬著我曬太陽，賭錢不管贏了輸了都給我帶好吃的回來。我有一次去賭錢的地屋子找他，他抱著我看牌，所以我對他賭錢沒有不好的印象。家中賣出三畝地和典出的半處宅子，實際主要是為祖父還賭債。他因生活困難三次下關東，都是空手去，空手回。生活的苦累，身體受傷元氣損耗，我5歲那年，他去世了。那年他44歲，我難過得大哭。棺槨先放在場院邊上，當幾天後埋葬時，我哭著喊著要打開看看，不讓人埋。我以為放了幾天，可能又活了，總覺得祖父沒有死。
父親也好賭，母親沒有主見，他們畢竟是夫妻，她幫著父親把家裏糧食偷出去賣錢還賬，祖母把她看成和父親一溜兒。有一次正吃午飯，祖母把父親吵火了，他掀了桌子，砸了一個大甕，從此離開了家。1939年我7歲，抗日烽火已燃遍沂蒙，父親離家後先是參加了民眾抗日組織--抗敵自衛團，這支隊伍不久後即加入了我黨領導的抗日武裝。
父親走後，母親在祖母麵前總有一種壓抑感，每天默不作聲地幹活。推磨我有時不樂意當助手，母親就一個人推。我參與時，也是她把磨棍係掛在我的磨棍上，帶著我推，我用勁不用勁，都看不出來，也掉不了磨棍。母親批評我不用勁，我說：“你比我大兩個，勁也比我大兩個嘛！”她自己一人推是疼我，每天推磨都是早晨4點左右起床，她不舍得把正甜睡的孩子喊起來，等聽到磨嗚嗚的響聲，望見一個緩慢的影子一會兒大一會兒小地映在牆壁上，總是母親快要推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