她家是老佃戶，是個進步家庭。她的大哥是我們村裏最早的共產黨員，最早的覺悟者和幹部，為人正派，很有威信。1940年在鬼子掃蕩空隙建起的抗日小學，我因未去上，受到一些地主家孩子嘲笑。這時黨員還未公開。我正在家苦惱時，有一次他來我家，我訴苦說：“我願意上學，可是我害怕。教學的苗仁甫，那個大煙鬼子，臉上陰森森的，我看見就害怕。領著學生做遊戲的那個老頭，也很惡，我不知道他們在做什麼……”他說：“現在吃得開的，還是些地主家的孩子，不要怕。不要怕這些地主家的孩子！共產黨給咱窮人撐腰，隻管挺起胸來！”我是第一次聽到這樣明確的話，這樣鮮明地把窮富挑開，支持窮人孩子，讓窮人孩子不要怕富人孩子，我感到心裏暖暖的。我記住了“不要怕”，此後每每想到他的這句話就膽壯。後來才知道這原來是一位共產黨員對一個小兒童的開導。
這位姑娘是家裏六個孩子中最小的，因為文化低，很愛學習。每次上夜校，都很認真，手捏著石筆，嘴裏嘟念著課文，在石板上用力地畫，是大人的，也是一二年級小學生的神態，使她活潑的形象裏，又增添了幾分天真與鄭重。村裏的黑板報，每新出刊，她都是熱心的讀者。雖然讀得磕磕巴巴，如爬山似的吃力，可是，背搭著手，很像那麼回事。後來，她也成了黑板報編委會成員，晚上我們寫黑板報時，她總是自我分工，端著燈在旁邊照亮。鄉村的一個美麗姑娘，好像出現在哪裏，哪裏就有分外的光彩。她能說能笑，可打怵串門。有一次她到我家玩，見了我家的老人，不會說話了，也不知道怎麼走了，低著頭，翹著帶笑的小嘴，兩手扳住小桃樹，在那裏悠蕩起來。那神情，恨不能把自己高高的個頭變得再矮些才好。但一說起學文化的事，才忽然有話了，小河流水似的，嘩嘩啦啦說不完。
有一次，在夜校門口，她倚著門框在踢門檻耍。我趁機將新買的一支“小金星”鋼筆送給她。出乎我的意料，她不要。不要就不要吧，怎麼能勉強呢。但當我進到屋裏，在桌上寫字的時候，她忽然擠到桌邊，把筆奪過去，說：“誰的筆呀，咱借借用用！”就這樣，她把這支本來贈她的筆，用公開的辦法拿去了。從那，她一直將筆保存著。雖說是借，卻一直也未還。
後來，一位朋友偶然送我的一份報紙上，我看到張鈺參考吳振邦的采訪寫的《喜鵲緣》這樣記述了我父親和母親的愛情：1947年，苗得雨15歲。一天，滿臉喜氣的祖母把苗得雨叫到麵前親切地說：“他哥呀，奶奶給你說了個媳婦，今天好日子，你識文斷字，自己寫個柬吧。”祖母顫動著小腳，走到櫃子前，拉開櫃門，指了指那些花花綠綠的新衣服：“這是咱送柬的禮。”老人說完露出慈祥、滿意的笑容，好像自己總算完成了一件偉大的事業。
苗得雨呆呆地站在那兒，他無法說讚成，也說不上反對。似乎一切也得聽從祖母安排。奶奶為他說的這個“未婚妻”比他大4歲，因為之前奶奶專門求過村裏算命先生，先生說她孫子的媳婦必須比他大4歲，否則就“不般配”。什麼大4歲，“不般配”，15歲的苗得雨全不感興趣，倒是那個“柬”，也就是訂婚的帖，卻引起他的極大興趣。在我們古樸的鄉村，紅白大事都要寫柬用帖，這是農民們非常嚴肅的事，說媳婦的事且不去管他，這柬卻是要學會寫好的。
怎麼辦？一個秀氣、苗條、白淨的少女突然閃現在心裏，她兩條緩緩擺動的大辮子，齊齊的眉毛下，一雙清澈動人的大眼睛。“對，找繡織去！”苗得雨扔下祖母，一溜煙跑到繡織家。
“繡織，把你的訂婚帖借給咱看看！”苗得雨一進門就嚷。
“看那咋？”繡織嫣然一笑，她也沒把那張“柬”放在心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