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一年5月，根據地小麥大豐收，我懷著激動的心情寫了一首“鳳陽花鼓調”《豐收》，稿寄去不幾天就發表了：河流水，響叮當，豐收年景多歡暢，今年麥子真正好，多年沒有這個樣，一畝地打六鬥多，男女老少喜洋洋。麥豐收，顆粒胖，豐收不忘共產黨，急忙忙，交公糧，不摻水來不使糠，擁擁擠擠運前線，軍隊吃飽力氣強。反動派再想打內戰，管叫它有去無來喊親娘……
《歡送哥哥上戰場》是一首篇幅較長的歌謠詩：小包袱，背身上，哥哥起身往前方。鑼鼓打的長行點，秧歌扭得實在強，大嫂抱著寶寶送，滿場人群鬧嚷嚷，小兒童嘻嘻笑，歡送哥哥上戰場。青年哥哥真勇敢，趕走敵人再還家鄉！你在前方莫牽掛，家中活兒俺擔當，等到哥哥回家時，咱再歡樂鬧一場！
這年冬描寫土改生活的《走姑家》一詩，成為我當時的代表作之一：花喜鵲，叫喳喳，今天我去走姑家，姑姑家裏變了樣，添了毛驢、黃大馬。從前姑家受人欺，如今抬頭翻身啦，三畝土地回家來，嶄新的文書手中拿。自己的地，多下力，日子過得真是滋，俺表哥，娶新媳，又俊又能全家喜。外親來道賀，進門笑得把牙齜：“恭喜！恭喜！添人又添地，虧了毛主席。”
牛玉華同誌在這年12月6日的一篇文章中，評論到這首詩。報社在發往延安《解放日報》的電訊《十四歲的孩子詩人--苗得雨》中，介紹了這首詩。
山東解放區的文藝工作，是從1943年冬、1944年春開始廣泛活躍起來的。後來從一些史料和老領導的談話中才知道，這個局麵都是因為貫徹毛主席1942年《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的講話》的精神而出現的。在牛玉華同誌的文章中講，我開始是魯中大眾報社社長宮達非同誌發現的（宮達非同誌在全國解放後，先後任駐外大使和外交部副部長）。宮社長當時從編輯部一些未用的稿件中見有一批稿子，寫的一筆一畫，標題多用紅藍鉛筆襯著裝飾，有的還附有圖畫，他為出自一個少年的不是一般新聞稿的詩歌小調而欣喜不已，要求大家重視對一個兒童工農通訊員稿件的發表。後來宮社長把這事講給了正在抓工農通訊與報紙大眾化的區黨委宣傳部長於寄愚同誌，於部長又講給區黨委書記高克亭同誌。高書記高興地囑咐：“這個小孩，要培養！”
後來我調報社，又是宮社長與牛玉華老師定的。我到報社後，他們兩位已經一北上，一南下，未能見麵。於部長和高書記還在。我聽過他們的報告。於寄愚同誌還到報社輔導過我們的學習。他個子不高，文人氣質比較濃厚，在我們的辦公室裏，他倚著桌子，講得深刻而生動。後來他去省文聯籌委會，再去上海華東文聯籌委會任秘書長、黨組書記。我由《大眾日報》調省文聯，又調華東文聯創作隊，再後去中央文學講習所深造，都是於寄愚同誌推薦去的。為了對決定我一生命運的“延安文藝座談會”有更多了解，40多年後我去西北，參觀了延安。我發現這個會議沒有各解放區的代表參加，都是當時在延安的已經相當有名氣的，從合影名單中看到有我熟識的劉白羽、丁玲、歐陽山、馬加、周立波、艾青、林默涵、公木、嚴文井、何其芳、華君武等。我看到毛主席在那次座談會上講的“兩支大軍”，一支是朱總司令（朱德）領導的，一支是魯總司令（魯迅）領導的。在最後一次毛主席講“結論”部分的會議上，朱總司令先講了一段話：“不要眼睛太高，要看得起工農兵，中國第一也好，世界第一也好，都要由工農兵群眾批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