記者們不斷地糾纏著，把傅聰稱為“中國的叛逆”。傅聰忍無可忍，在1959年接待外國記者，公開申明了自己的“三原則”。
開頭那幾年，傅聰過得很艱苦。彈琴為生，收入甚微，他受到經紀人的重利盤剝。他沒有為自己的名利奔走於權貴之門。在這個時候，傅聰才深深理解顏回當年的處境和心境:“一簞食一瓢飲，回也不改其樂。”他把“富貴於我如浮雲”當作自己的一條理想準則。在異國他鄉，傅聰隻能以鋼琴為伴。除了演出之外，他在家關門練琴。此時此刻，他更愛肖邦的樂曲，這些作品，不正是遠離故土，為傾訴思念祖國之情而寫的嗎?
深深的思念之情，隻能傾注在家書上。父與子在紙上傾心長談。父親在回信中寫道:“聰，親愛的孩子，每次接讀來信，總是說不出的興奮，激動，喜悅，感慨，惆悵!……我看了在屋內屋外盡兜圈子，多少的感觸使我定不下心來。”“最近三個月，你每個月都有一封長信，使我們好像和你對麵談天一樣，這是你所能給我和你媽媽的最大安慰。父母老了，精神上不免一天天的感到寂寞。唯有萬裏外的遊子歸鴻使我們生活中還有一些光彩和生氣。”
最使傅聰感動不已的是，父親竟然“每天抄錄一段，最後將近一個月方始抄完”，專為他“特意抄出丹納《藝術哲學》中第四編'希臘雕塑'譯稿六萬餘字，釘成一本”，遠度關山，寄到兒子手中。看到那密密麻麻、端正秀麗的毛筆字，傅聰為父親的苦心孤詣流下了熱淚!
世界上哪有這樣深厚的父愛?
母親在給兒子的信中，詳細訴說了當時的情景:
他一向知道你對希臘精神的向往，但認為你對希臘精神還不明確，他就不厭其煩的想要滿足你。……爸爸雖是腰酸背痛，眼花流淚(多寫了還要頭痛)，但是為了你，他什麼都不顧了。前幾天我把舊稿(注:指《藝術哲學》)，替他理出來，他自己也嚇了一跳，原來的稿子，字寫得像螞蟻一樣小，不得不用了放大鏡來抄，而且還要仔仔細細地抄，否則就要出錯。他這樣壞的身體，對你的devotion(注:熱愛)，對你的關懷，我看了也感動。孩子，世界上像你爸爸這樣的無微不至的教導，真是罕見。
父親是名副其實的園丁。他不斷用熱忱的話語，激勵遠方的兒子保持自己的氣節:
……你能始終維持藝術的尊嚴，維護你嚴肅樸素的人生觀，已經是你的大幸。還有你淡於名利的胸懷，與我一樣的自我批評精神，對你的藝術都是一種保障。但願十年二十年之後，我不在人世的時候，你永遠能堅持這兩點。恬淡的胸懷，在西方世界中特別少見，希望你能樹立一個榜樣!
然而，在1964年，傅聰的一封信，又傳來了爆炸性的消息，使傅雷再度陷於無盡的痛苦之中。
在英國多年，傅聰一直恪守自己的“三原則”。然而，長住英國而不入英國籍，他是鋼琴家，一年到頭要“跑碼頭”，要去許多國家演出。不入英國籍，在簽領出國護照時，諸多不便。萬不得已，傅聰於1964年加入英國籍。
傅聰把此事告知父親。傅雷心亂如麻，幾個月不給傅聰回信。後來，直到傅聰的長子淩霄出生，給傅雷拍來電報報喜，傅雷這才於1964年10月31日複函。傅雷的這封信非常感人。此信是上海音樂學院於1985年4月8日在“抄家物資”中發現，是《傅雷家書》(第二版)中尚未收入的:
幾次三番拿起筆來給你寫信都沒有寫成，而幾個月來保持的沉默，使我坐立不安。
我們從八月到現在的心情簡直無法形容。你的處境、你的為難、你迫不得已的苦處我們都深深地體會到，怎麼能隻責怪你呢?可我們就是如何再諒解你也減輕不了我們沉重的心情。民族自尊心受了傷害，是短時期內所不能解除的，因為這不隻是“小我”利益得失問題。包括萬處隨和、事事樂觀的你的媽媽也耿耿於懷，傷感得不能自主。不經過這次考驗，我也不知道自己在這方麵的感覺(民族自尊感)有多強。
1959年你向記者發表的談話，也自然而然地回到我們的腦子裏來。你想，這是多麼大的刺激。我們知道一切官方發表的文件都隻是一種形式，任何的法律手續也都約束不了一個人的心，在這一點上我們始終相信你。我們也知道文件可以單方麵地取消，隻有暫時遠遠地望不見罷了;何況理性是理性，感情是感情，理性悟出的事情，不一定能讓感情接受。不知你是否理解了我們幾個月來保持沉默的原因，能不能想象我們這回痛苦的深度。不論工作的時候或是休息的時候，心靈上總是罩著一道陰影，心坎裏老是壓著一塊石頭。我們比什麼時候都更想念你，可是我同你媽媽都不敢談到你，大家都怕碰到雙方的傷口，從而加劇自己的傷口。我還暗暗地提心吊膽，生怕國外的報紙、評論以及今後的唱片說明提到這件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