傅聰的出走，得到一位英籍音樂教師的幫助。這位教師翻看傅聰的護照時，說了一句至關重要的話:'你的護照是全歐洲通用的!'原來，傅聰與我們一般的留學生不同，因為他有時要到波蘭以外的國家演出，所以發給他可在歐洲通用的護照--這一點，連傅聰自己也未曾注意到。
於是，在那位英籍音樂教師的幫助下，傅聰悄悄買到了從華沙飛往倫敦的機票，決定出走英國。由於他單獨在外邊居住，他的行動避開了中國留學生的注意。他在收拾行李時偶然被來訪的同學撞見，可是同學以為他在準備回國，並未在意。
傅聰坐在飛往英國的班機上時，正遇倫敦有霧，班機推遲起飛。這時，中國駐波蘭大使館已經察覺傅聰的動向，正要采取措施，倫敦上空的霧散了，班機起飛了。
傅聰還在空中，外國通訊社便已發出了關於他出走的電訊。
傅聰剛剛飛抵倫敦機場，外國記者們便包圍了他。他一句話也沒有說，鑽進轎車，飛馳而去，甩掉了尾隨的記者……”
傅聰是一個出走者，但不是一個叛國者。他的出走在當時是出於迫不得已。
對於出走，傅聰在1980年回憶這段往事時，說了他當年的處境和心情:
我是被逼上梁山的。1957年整風反右時，我和父親幾乎同時挨整，他在上海，我在北京，我是從波蘭被召回來參加整風反右的。我寫了個檢查，後來我仍被允許回波蘭繼續學習。我走後，對父親的批判越來越擴大化了。我在波蘭聽到很多關於他的傳說。1958年12月，我留學畢業，如果我回來，勢必是'父親揭發兒子、兒子揭發父親'，可是我和父親都不會這樣做。當時我是被逼上梁山的。當然，對我的走我永遠是內疚的。
傅聰的出走，使傅雷陷於雙倍的痛苦之中。
斷腸人在欄杆角。山遠水遠人遠，音信難托。這滋味黃昏又惡。傅聰出走之後，本來家書頻繁、借筆長談的父子倆，斷絕了消息。
“別忘了杜甫那句詩:'家書抵萬金'!”傅雷曾多次這樣叮囑過傅聰。如今，萬金難買一紙家書!
“從別後，憶相逢，幾回魂夢與君同。”在異國他鄉，傅聰常常夢見父母;而父母也常常夢見兒子，他們隻能在魂夢之中才相見。在杳無音訊的年月，傅聰多麼想得到父親的來自祖國的信，哪怕是片紙隻言!
就在傅雷最困難的時候，通過夏衍，通過柯靈，捎來了周恩來總理、陳毅副總理的話:“祖國的大門，任何時候都對傅聰開著。隻要願意回來，歡迎!”
消息傳來，傅雷夫婦枯木逢春，灰冷的心中燃起了熾熱的希望之火。
傅雷不由得打開妻子親筆摘抄的《聰兒家信摘錄》，其中傅聰1957年1月28日寄自波蘭的信中說:
“周總理見了我，就像老相識似的，親熱得很。這回周總理在波蘭受到空前的熱烈的歡迎，我想最主要的是周總理的作風太謙虛、太樸素了，使人人覺得可親，一點沒有架子，對於像波蘭這樣一個受慣外族欺壓的民族，這是使他們最感動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