曆史的誤會
二十世紀的人，生在社會主義國家之內，更需要冷靜的理智，唯有經過鐵一般的理智控製的感情才是健康的，才能對藝術有真正的貢獻。(傅雷致傅聰。1957年3月18日於北京)
是的，像北京長安街那樣平坦筆直的人生道路，恐怕是沒有的。傅家三代--傅鵬、傅雷、傅聰，都是命運多戾。“名高毀所集，言巧智難防。”唉，自是人生長恨，水長東!
1959年初，在傅雷的書房裏，保姆把一杯清茶放在客人麵前。
自從錯劃“右派”以來，傅雷深居簡出，閉門謝客，“門前冷落車馬稀”。盡管如此，有兩個人常來:一是朱梅馥的胞兄朱人秀，二是摯友周煦良教授。正因為這樣，傅雷在1959年11月5日填寫的履曆表的“社會關係”一欄內，總共三位，即上海的朱人秀、周煦良和北京的樓適夷。
此刻坐在書房藤椅上的是周煦良。解放前，他們一起合編過《新語》半月刊。解放後，兩家僅一箭之遙，過從更密。周煦良是作家、文學翻譯家、教授，而且與傅雷一樣是《文彙報》的社外編委，跟傅雷有著許多共同語言。
往常，周煦良一來，海闊天空，無所不聊。然而，這一次他手中捧著茶杯，一口也未喝。沉默良久，他放下茶杯，從藤椅上站了起來，在書房裏踱著方步。
敏感的傅雷從周煦良的反常的舉止，預感到不祥的征兆。
盡管周煦良事先已經打好腹稿，選擇好最為婉轉的詞句，以求盡量減弱對傅雷的“衝擊波”，然而此刻他在傅雷焦灼的目光下，亂了方寸。
那是在昨天，上海作家協會的負責人之一葉以群特地來到周煦良家，把一份內部簡報拿給周煦良看，他說:“組織上考慮到你和傅雷很熟悉，由你轉告，比較合適。另外，請你轉達一位中央領導同誌的意見--'各人做事各人當。不會連累他，請他放心。'”
周煦良欲言又止，在傅雷麵前遲疑再三，終於說出了那具有爆炸性的消息:“上月，傅聰從波蘭乘飛機出走英國!”
如同五雷轟頂，頓時，傅雷像一座木雕似的，一動不動坐在那裏，半晌說不出一句話來。
雖然周煦良說了許許多多寬慰的話，還是無法減輕傅雷心靈的痛楚。
他不思茶食，倒在床上。向來，他“早上一起來，洗臉，吃點心，穿衣服，沒有一件事不是用最快的速度趕著做的;而平日工作的時間，盡量不接見客人，不出門;萬一有了雜務打岔，就在晚上或星期日休息時間補足錯失的工作。”可是，此刻他撇下工作，什麼也不幹了。
第二天，也未吃早飯、中飯……他陷入無言的悲痛之中。
傅聰是他的愛子。“孩子，世界上像你爸爸這樣的無微不至的教導，真是罕有的。”然而，一想到愛子居然出走倫敦，他不寒而栗!
自從他受“批判”、成了“右派分子”的消息傳開之後，“左”的災難波及到正在波蘭留學的傅聰。“有其父必有其子”，傅聰在留學生中也成了“批判”對象。
樓適夷先生對筆者談及傅聰出走的一些內情:
“那次傅聰回國，時間緊，隻在北京逗留，不能回上海。傅雷不放心，打長途電話給我，告訴我傅聰住在馬思聰家裏，要我替他去看一下傅聰。我馬上去馬思聰家，見到了傅聰。我已經好久沒與傅聰談話，發覺他思想比以前活躍得多。他在閑聊中跟我談到了蘇聯問題、波蘭問題，等等。我當時就勸告他，你作為留學生，不應該去談論這些問題。回去後，我遇見文化部周巍峙，向他反映了傅聰的情況。周巍峙又把情況轉告了文化部副部長錢俊瑞。錢俊瑞一聽，便把傅聰找來，批評了一頓，並說再這樣下去，就把你調回來，叫你下鄉勞動去!顯然，錢副部長的有些話說重了。傅聰回到波蘭之後，沒多久，就接到回國的通知--離他畢業還有半年。其實，這個通知與錢俊瑞無關。可是，這使傅聰心中產生很大的誤會，以為要調他回國下鄉勞動，而他彈鋼琴的手一旦拿鋤頭種地，就會大大影響他的琴藝。這個誤會，也是使他產生出走念頭的原因之一……”
傅聰的出走經過，據當年在波蘭跟傅聰一起留學的同學史東山告訴筆者:
“傅聰當時與我們不一樣。傅聰在國際比賽中得過獎，因此小有名氣，常常有人邀請他去演出。他有收入，自己單獨住，進出坐出租汽車--為此說他過的是'資產階級生活方式'，批判過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