宗教對伊朗曆史發展的影響，還突出地表現於清真寺在伊朗穆斯林生活中的重要地位上。在曆史上，清真寺，是伊斯蘭文化的象征，是廣大穆斯林向真主表奉忠心的聖堂和精神依托之所在。伊朗的清真寺，在漫長的曆史過程中，更是超越了時空的跨度，以其獨特的風格和形式，承載了伊朗穆斯林民族的所有輝煌和苦難，寄托了他們所有美好的希望和心願。正唯如此，它名副其實地成為伊朗人民政治、經濟、文化、教育及社會的中心。無論在曆史還是在現實中，伊朗人民的生活都和清真寺緊密相連。因此，在伊朗凡有穆斯林聚居之地，必有清真寺建築。
以上事實說明，伊斯蘭教顯然已成為伊朗維護其民族群體凝聚力和向心力的精神之柱和紐帶。尤其什葉派思想已在其政治、經濟、文化和社會生活中占主導地位，對人們的文化風尚、倫理道德、生活方式和習俗等都產生了深遠的影響。
這一切實際上已經包容了一個民族發展的主要曆史特點與民族精神的形成，以及這個民族特有的生存方式、社會結構和生命力所在。由此可以說，伊朗人民的民族精神不是抽象的精神框架，也不是捉摸不定的幽靈，它是活生生的具體支撐曆史有機體的民族魂魄。也就是說，伊朗民族精神不但有其共時性結構，而且有其曆時性結構。
正因如此，與其他國家不同的是，在它的身上重新崛起的力量從未消失過。我們可以從公元前521～公元前485年在位執政的大流士一世的陵墓碑文中看出：
我，大流士，偉大的王，諸王之王，各藩屬國的王中之王，阿契美尼德族維什塔什卜之子，承神聖阿胡拉的恩典，靠波斯軍隊征服了這些國家。這些國家害怕我，給我送來了王冠，它們是：胡齊斯坦、米底、巴比倫、阿拉伯、亞述、埃及、亞美尼亞、卡帕杜基亞、薩爾德、希臘、薩卡提、帕爾特、紮爾卡、赫拉特、巴赫塔爾、索格特、花剌子模、魯赫吉、崗達爾、薩爾、馬那……長期以來統治著一個遼闊無邊的世界。
“大流士祈求阿胡拉和諸神保佑，使這個國家、這片土地不受仇恨、敵人、謊言和幹旱之害。”
我們也可以從今天的伊朗國徽中發現，由四彎新月、一把寶劍和一本《古蘭經》組成的圓形圖案。圖案中的新月象征伊斯蘭教；《古蘭經》位於頂端，象征伊斯蘭教高於一切，是共和國行為準則的依據；寶劍象征剛毅與力量，有如巨刃摩天，力斬“惡魔”。四彎新月和《古蘭經》組成阿拉伯文的“安拉”（真主），寄托了他們所有美好的希望和心願；而整個圖案呈圓形，象征地球，表示“安拉”的伊斯蘭思想遍及全球。國旗呈長方形，自上而下由綠、白、紅三個平行的橫長條組成。白色橫條正中，鑲嵌著紅色的伊朗國徽圖案。白色與綠色、紅色交接處，分別用阿拉伯文寫著“真主偉大”，上下各十一句，共二十二句。這是為紀念伊斯蘭革命勝利日——1979年2月11日，伊斯蘭教太陽曆為11月22日。國旗上的綠色代表農業，象征生命和希望；白色象征神聖與純潔；紅色表示伊朗有豐富的礦產資源。與國徽、國旗中所表現的一樣，波斯民族的認同中也同時包容著東方和西方的內容。在曆史上，由於波斯帝國的曆史文化積澱，以及伊斯蘭教思想精神的熏陶，伊朗呈現了一種波斯文明與伊斯蘭文明交相輝映的獨特現象。這種特性決定了伊朗在伊斯蘭世界與西方世界，伊斯蘭世界與基督教世界，伊斯蘭世界與東方世界之間維係著一種微妙的橋梁關係。盡管這種作用有時是以製衡的形式體現。如在冷戰初期，伊朗“借美製蘇”，迫使蘇聯從伊朗撤軍。當蘇聯於1979年12月27日入侵並占領阿富汗時，伊瑪目霍梅尼從蘇聯入侵阿富汗這一事實中認識到：有關超級大國所帶來的危險不亞於美國，從而提出“不要西方，也不要東方，隻要伊斯蘭”的外交政策，大力向外輸出革命，企圖擔當伊斯蘭世界的領袖，並聲稱要切除以色列這個“伊斯蘭世界的毒瘤”，徹底排擠美蘇勢力的影響。這種極端的外交政策使伊朗與阿拉伯世界的關係一度出現緊張，以至爆發了八年的“兩伊戰爭”。冷戰結束後，伊朗傳統的製衡外交政策逐漸被削弱。但是，伊朗作為世界第二大產油國，隨著世界能源消費的不斷增加而日益凸顯其重要性。據聯合國《2006年世界經濟形勢與展望》公布的數據顯示，伊朗未開發的石油估計有1258億桶，居世界第二位。伊朗天然氣儲量也很可觀，擁有26．6萬億立方米天然氣，約占世界總儲量的16％，僅次於俄羅斯，居世界第二位。伊朗也是世界銅資源最豐富的國家之一，估計儲量在9億噸，占世界銅儲藏量的15％，僅次於智利，居世界第二位。特別是近年來，由於石油價格上漲等原因，伊朗經濟發展一直保持6％以上的增長速度，預計今後幾年伊朗經濟增長率將達8％。目前伊朗已經成為世界經濟發展最快的前十名國家之一，其GDP達到1660億美元，是亞洲第八經濟強國。特別是它優越的地緣優勢、石油資源和特殊的國家體製彰顯了它在國際上的戰略地位和影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