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和拉蘇勒先生的通信一般都是用漢語和波斯文混雜寫成的。他說大家學好了對方的語言，交流會更方便。每當我看到夾雜在波斯文中那些筆畫笨拙而認真的方塊字，有些明顯是在照葫蘆畫瓢。然而，一筆一畫中卻透出的依舊是坦誠，他是如此渴望人與人之間的友好交往，又是如此珍惜我們之間的這段友情。
拉蘇勒僅是我所認識的眾多伊朗朋友中的一個。而大多數伊朗人都像他一樣，初接觸就能感受到誠懇、友善等民族性格；仔細靜觀，更會發現他們尊重自己的曆史，珍愛自己的傳統文化，提倡一種成熟而厚重的民族文化意識和各民族間的真誠對話。正是源自這些點滴與細微的觀察，使我更加理解並喜愛波斯的伊朗—伊朗的波斯。
我還記得2007年10月，當我的《21世紀中伊關係的發展前景和走向芻議》《風起雲湧論伊朗》在《中國民族》發表後，我的摯友伊布拉欣米正巧到中國進行學術考察，他被我作為重要貴賓，介紹給一些朋友，席間他自始至終一動不動地端坐在那裏，不喝一滴酒，仿佛在經受著嚴峻的考驗。
他一個人便平衡了我的世界，我仿佛“靈魂也得到了一場聖雪的洗禮”。
我總是在獨自一人時，凝眸對著混沌的視野。久而久之，我產生了一種奢望，企圖捕捉住伊朗人的本質特征。於是我懷著敬畏、喜悅的心情，近年來多次放浪於廣袤的伊朗高原，一遍遍地讓伊朗高原粗礪的悍風撫摩我的肌膚，讓心靈裏總是充盈著感動。
我走訪了伊朗部分城市的民眾，請教了許許多多學者和專家。當侯賽因、蘇來曼把我介紹給他們以後，一張張粗糙、黑紅的臉龐爭先恐後地向我訴說。我喜悅地感覺著自己的蛻變，新生的自我如今是堅定而沉默的。
他們深深地吸引著我，感動著我，誘惑著我。那最初的時刻降臨時我毫無悟性——我並沒有察覺：萬能的造物之主為我人生轉折安排的瞬間，已經實現了。
他們如幻影在我兩眼裏閃爍。他們如波濤擁載著我。他們生動活潑，憨直淳樸，單是想想他們已經是一種享受。他們在波斯語裏有一個集體名字——多斯達尼。這個詞是中國穆斯林常用的“多斯梯——朋友”的複數；對於我，多斯達尼就是不畏犧牲、堅守心靈的人民。
我在周圍看到的一切，證實了自己長時間以來所持有的對伊朗人性格的認識，這就是伊朗人不僅僅在生與死中恪守伊斯蘭教教義，而且在日常生活中也是如此。相信“隻有一個真主，隻承認他的統治並順從他的意誌”、相信“基於《古蘭經》公正治國的古老信念”是伊朗人的典型特征。這種性格特征在今天美國“先發製人”的威懾情勢下顯得尤為突出。從“阿舒拉”等重要宗教節日的悲壯場麵哀思聲中可以看到伊朗人獨特的民族精神氣質，這些或許也是波斯民族精神傳承情結的一種表現。
很顯然，要想真的知道德黑蘭為什麼敢“玩心跳”，首先要明白的是，伊朗是一個有著強烈的曆史榮譽感和民族自豪心、經曆了八年殘酷戰爭洗禮、向著現代化轉型的國家。盡管目前伊朗部分地區的人仍過著較困難的生活，但與其他國家不同的是，“枯竭”“耗盡”這些字眼對於他們卻是陌生的。在伊朗，人們說出的話永遠蘊涵著一種鄭重的允諾，他們沒有失去對未來的希望，沒有失去已被西方人遺失的那種原始的光芒。在德黑蘭，令人難以忍受的是看到一些上了年紀、不修邊幅、邋裏邋遢的婦女和兒童在地鐵口、在人行道上伸手乞討的情景。但當我同這些一貧如洗的乞丐們交談時，在他們的臉上卻找不到凶惡和仇恨的神情。他們似乎是沉醉於自己的艱難處境，明亮的眼睛裏閃爍著希望的光芒。在其他國家，這種極度反差的畫麵是沒有的。這是伊朗之謎的其中一個。我喜歡德黑蘭，正是由於他們言談中交流的不僅僅是信息，而且還有其他東西，那是一種內心的交流。這種交流在日常生活中隨處可見：在德黑蘭地鐵售票口，當工作人員得知你是中國人時，就會微笑著免費將你送進站台；在公共汽車上或是在地鐵中當你的鞋帶脫開了，會有人主動地彎下腰說“年輕人……”，這是它與其他國家的一個重要區別，因為在別的國家這種優秀的品質早已消失殆盡。
在春夏之際，德黑蘭南部到處是一片泥濘，道路難行。我感到不可理解的是，他們為什麼一定要邁入那片迢澤般的泥土裏。我不能忍受這些水窪，遇到它們一定會繞著走，可他們卻不這樣。為什麼？這是了解伊朗這個國家的一個要素：在水窪中行走是一種抵抗，一種伊朗式的自我保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