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人生來似乎就是為了行走,我把這些人稱為“行者”,他們行走,是為了生存,為了尋找。尋找什麼?也許是尋找心之所依,也許是尋找魂之所係。
1999年春夏之交,完全是由於造物主的安排,我走進了伊朗。回憶從那時至今,我如一粒風中的塵埃,飄進了伊朗,而且落在了它的腹心地帶——德黑蘭。
初到德黑蘭時,城市的環境汙染和建築對我的視覺形成了巨大衝擊。這些建築高大、堅實、宏偉,笨拙中透出凜然,最具代表性的當屬以德黑蘭自由廣場紀念塔、外交部和自由飯店為代表的獨具風格的大型建築。站在這些建築物麵前,仰望滾滾煙霧擦樓而過,我深切體會到德黑蘭是一個讓人心疼、讓人感動,卻又讓人很麻木、很無奈的城市。你曾經十分向往她,就像一個男孩偷偷暗戀著一個姑娘一樣,每天每夜都生活在戀愛的激情中。後來,當你久居伊朗,就會發現德黑蘭並不是你夢想中的戀愛對象,突然間,你想回家了,卻又迷失了方向。德黑蘭有時候甚至會給人一種風霜感,飄忽不定。德黑蘭的高傲,有時讓人隻能見到她遙遠的神秘和深不可測。或許是與東方、西方世界的靠近,雖飄忽不定,但在她的身上重新崛起的力量從未消失過。德黑蘭更是一個全動感的城市。在德黑蘭,生命的經曆完全與信仰有關。德黑蘭俗,真正的俗,不過德黑蘭俗得坦坦蕩蕩,不像別的城市,俗得藏首縮尾,一臉小家子氣。德黑蘭是出硬骨頭的地方,霍梅尼、哈梅內伊、內賈德等人便成長於此。
在這裏,我結識了我人生真正的摯友:侯賽因、蘇來曼、伊布拉欣米、拉蘇勒、塔納瓦、伊紮迪、阿裏、拉希米揚、蘇圖德、阿丹……好像是真主的安排,讓他們在德黑蘭等待著我。在我的祖國,我先後結識了伊朗駐華大使館大使韋烏迪內賈德(博士)、賈瓦德·曼蘇裏(博士),文化參讚薩貝提、薩貝基(博士)、阿高傑利(博士),著名波斯語專家張鴻年、葉亦良、張暉、溫業尋、王一丹,中東(伊朗學)著名專家楊福昌、朱威烈、彭樹智、王鐵錚、黃興民、姚繼德、冀開運……此刻,我開始動筆寫這本書的序言時,清晰地感覺到了他們的目光。正如《文心雕龍·神思》所言:“文之思也,其神遠矣。故寂然凝慮,思接千載;悄焉動容,視通萬裏;吟詠之間,吐納珠玉之聲;眉睫之前,卷舒風雲之色;其思理之致!”
如前所述,在伊朗、在我的祖國,我接觸了很多中外伊朗學學者,交了許多各國留學生和伊朗朋友,拉蘇勒就是我在伊朗留學期間結識的一位忘年之交。記得那是到伊朗後的第一個新春佳節,我和友人利用休假前往大不裏士旅行。在參觀市郊烈士陵園時,結識了拉蘇勒先生。他是一位身材高大的波斯青年,熱情的微笑和伊朗特有的寬大襯衫襯托出他皮膚健康的光澤,一頭卷發讓人立刻聯想到古波斯人特有的外貌特征。他主動引導我們參觀,講解得不但翔實,而且帶有濃烈的感情色彩,給人一種心靈上的震撼。當他從隨身攜帶的大挎包裏取出有關兩伊戰爭的畫冊,並遞到我們眼前時,我才恍然:原來,他就是兩伊戰爭的幸存者。畫冊上有18歲的他穿著裝甲兵服的照片。照片中他的目光裏透出那個時代青年人共有的向往神情,那向往是純潔、美好、熱情而富有感召力的。可惜,就在這張照片拍攝後不久,這雙年輕的眼睛就看到了八年兩伊戰爭給兩國人民帶來的巨大的創傷和不幸。後來,戰爭結束後,拉蘇勒先生成了一位軍旅作家和新聞工作者,寫出了不少有關那場戰爭悲劇的文章。他說他這一生的責任就是要讓更多的人了解兩伊戰爭的真實麵貌,了解軍人,了解戰爭與和平。前不久,當我重返德黑蘭,與他重逢後當我問及他對核問題的態度時,他說:“由於西方媒體長期‘妖魔化’伊朗,對於我們來說,那會比戰爭時期的狀況更糟,我們經曆了八年這樣的日子。無論勢態怎樣發展,我們都做好了準備。”
回國前,他還特地設家宴為我送行。記得那是一個雨後初霽的傍晚,蒙蒙天空中仍然飄著細細的雨絲,與天邊酒紅色的晚霞及大道中疾馳的轎車所映照的燈光相交織,混合成一團彩色的迷霧。當我們走進他家,沒有想到他竟然準備了那麼豐盛、那麼正式的一次晚宴。整個晚上,拉蘇勒拿出幾年前我送給他的那本《走進伊朗——波斯曆史文化與伊朗穆斯林風情禮儀》一書,不停地向來賓介紹,他天真可愛的孩子曼蘇黎依偎在我的身邊問這問那。告別前,他以波斯人的方式與我擁抱作別,兒子拽著我的衣襟不讓我離開,一向快言快語的我竟然無語哽咽。
回國後,我陸續收到了拉蘇勒先生的幾封來信和照片,其主題都表達了他對中國的向往、祝福和關注,他說等有了條件首先和太太一定要到中國來,看看真正的東方華夏文化,來看看這個偉大而又文明的國家。記得不久前他曾寫信希望我到德黑蘭時,能給他帶一塊繪製有萬裏長城的手帕。拉蘇勒先生幾乎把我當成了自己在遠方的親人,家裏新添了什麼藝術品,花園裏什麼花開了,他都會來信告訴我,還將拍下的照片寄來,讓我分享那份歡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