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很多人的印象裏，明末政府無能，民不聊生。但其實，這並不是晚明社會的全部。在明朝末年，有一位中文名叫曾德昭的葡萄牙傳道士來到中國，他看到的卻是一個城市繁榮、商業高度發達的東方社會。
崇禎統治中期，曾德昭將自己在中國的見聞寫成了《大中國誌》，談到了很多他所認為的中國利弊。在曾德昭看來，中國不但曆史文化悠久，而且商業繁榮，江南地區裝飾精美的商船絡繹不絕，在南京河上一個時辰就能看到三百艘商船，堪稱奇跡。
在曾德昭看來，統治這個龐大帝國的崇禎皇帝是一位勵精圖治的勤政君主，他特別提到，崇禎皇帝有“聖潔”之名，有著樸素節約、不好女色的優秀品格，生活作風相當完美。
不過，說到當時的朝政，卻又是另一番光景了。崇禎年間最著名的首輔溫體仁屍位素餐，幾乎沒有任何富有建設性的決策，遇事隻知道迎合上意，完全發揮不了匡正政治方向的職責。
崇禎十一年（1638年），賦閑在家的溫體仁患病去世。崇禎皇帝得知消息後萬分悲痛，親自把他的諡號定為“文忠”。這諡號和宋朝的文豪蘇軾、歐陽修的諡號相同，分量很重，在明朝能得到這個諡號的也隻有張居正、楊廷和等寥寥幾位名臣。
實際上，崇禎皇帝這麼做也有他的考量。執政以來，崇禎皇帝收到來自大臣們的無數建議，但是內容及其落點卻出奇地一致：內閣奸佞當政會壞事，應該用我們這些清廉正直的忠臣。
朝堂中許多清流人士的發言往往脫離實際，隻會引經據典，大談道德，這讓對國事的惡化日夜憂慮的崇禎皇帝頗為惱火。
所以在獨斷專行的崇禎皇帝看來，溫體仁不需要有太多的想法和建樹，能夠代表皇帝的意誌就夠了，能在大事上操盤的終究還是崇禎皇帝本人。
可是，崇禎皇帝雖有一些小手腕卻缺乏氣量，在大事上又偏執多疑且不夠冷靜，事情一旦辦壞就會把責任盡數推到下屬的頭上。肯為崇禎皇帝辦事的大臣往往一個比一個倒黴。
己巳之變後，明朝一直被農民軍搞得焦頭爛額，無暇顧及收複遼東的事情。崇禎九年（1636年），皇太極順勢在遼東即位稱帝，定國號為大清，同年下令對朝鮮出兵。
雖然朝鮮顧念明朝的恩情，一直不肯向女真人臣服，還曾經支援過在薩爾滸作戰的明軍，但這時的明朝已經沒有餘力援助朝鮮，隻能眼看著朝鮮被打到屈服投降。
對崇禎朝的大臣來說，眼前全是不可能完成的高難度任務，而且一旦被皇帝任用，就要承擔有一點疏忽就會被殺，替整個朝廷“背鍋”的風險。得到皇帝的賞識，簡直意味著聽到閻王說“今晚要來你家串門”。
征服朝鮮之後，皇太極順勢入侵明朝，一直打到了北京昌平一帶，明朝隻能派出兵部尚書張鳳翼領兵抗敵。張鳳翼應付不了內外交困的局麵，卻在聽說各地失守後表現得相當淡定，隻是每天堅持服食有寒毒的瀉藥“大黃”，正好趕在清兵退後毒發身亡。
崇禎朝一共十七年，卻換了十四個兵部尚書，在任上被殺或是自殺的兵部尚書就有七個。兵部尚書屬於朝廷裏的一大高危職位。
崇禎皇帝本人對此也頗為納悶——他明明在大臣做事的時候很支持他們的工作，怎麼出了事就沒人願意幹活呢？
明朝末年官員腐敗，財政崩潰，朝廷的局麵實在太糟，崇禎皇帝本人又沒有清晰的思路，形勢就這樣變得越來越壞。
崇禎十年（1637年），由於張鳳翼自殺，兵部尚書的職位空缺，崇禎皇帝讓一位他自己在登基之前就青睞有加的大臣出任兵部尚書。這位新任兵部尚書的名字叫作楊嗣昌。
和崇禎朝的大多數大臣相比，楊嗣昌顯得很有擔當，上任不久就向崇禎皇帝呈上了一整套全新的戰略計劃。總的來說，楊嗣昌的想法可以分為兩點：第一，麵對清軍與農民軍，需要先平定農民軍。
第二，關於如何剿滅農民軍，楊嗣昌提議在全國啟動“四正六隅”戰略，把全國分成四個主要戰區和六個次要戰區，各個戰區之間相互配合，布設一張“天羅地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