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方的民主在東歐共產主義垮台後沒有歡慶勝利反而深陷困境，這種現象的出現，據弗裏茨·沙爾普夫的研究，是因為70年代以來日益增強的經濟跨國一體化，“這種一體化再次排除了民族國家的政治在戰後幾十年間逐步發展起來的‘以民主方式馴化資本主義’的能力。隨著資本市場的全球化，分配關係變得越來越有利於資方，而國家的經濟政策則失去了借助凱恩斯主義的需求管理方法來保證充分就業的能力。與此同時，商品和勞務市場的國際化——在歐洲尤其是內部市場的形成——引發了各國‘經濟基地’之間的競爭，這種競爭到處都促使政府減輕企業和資本收益的稅收負擔，並限製對勞動關係和生產過程的社會調控。此外，由於勞動收入和消費支出的稅務負擔因政治原因也不能任意提高，所以經濟基地競爭迫使人們限製社會福利國家的消費開支，並且壓縮社會保障體係”，“擺脫了限製的經濟所導致的社會問題能夠從總體上削弱人們對民主政治的信任”。卡爾·博格斯也寫道，“沒有什麼比公司擴張的過程更能削弱公共領域的基礎、抽取政治話語的精華了”。
另外，一些學者指出，信息技術和網絡的發展也是引發西方代議製民主危機的重要因素。信息技術和網絡使公眾的政治參與渠道獲得了極大的拓展，它創造了一種平台，既為公眾獲得各種信息提供了方便，也為人們表達自己的政治意願提供了可能。這使得從前分散的公眾能夠通過網絡迅速地聯結起來實現政治參與，如綠色和平運動、大赦國際等全球公民社會組織在世紀之交的蓬勃發展都借助於信息和網絡技術的突飛猛進。新技術與民主的這種結合催生了一種新的民主形式，即“電子民主”。電子民主的出現對代議製民主構成了極大的挑戰。本來在電子民主出現之前的數年中，代議製民主就因為其間接性和精英主義的特征而暴露出一些弊端，而電子民主的特點正在於它的直接性與大眾性，因此在電子化的時代，這種弊端就更為突出。阿爾溫·托夫勒、海蒂·托夫勒認為，電子民主正在把依賴代表的間接民主轉為依靠人們自己的直接民主，如今我們正處於這個轉變過程之中。同樣，電子民主擴大了民主政治的主體範圍，因為選民坐在家中，通過網絡即可輕鬆投票，因此當電腦普及之後，每一位公民都擁有了進行政治參與的可能性。
更為重要的是，電子民主展現了替代傳統的、將民主等同於投票這一簡單做法的可操作性方式，在某種程度上解決了一直難以突破的民主的“深度”問題。對此，有學者寫道，“民主給予公民的不應隻是普遍參與投票這樣的機會，以投票為中心的民主隻是提供了確定輸贏的機製，它無法為公民提供基於自己的理由進行討論和辯論的機會，缺乏在發展共識、塑造輿論、形成妥協方麵的機製。深度民主應當是以對話為中心的民主形態。”最後，民主一直以多數決定製為基本形式，該形式不可避免地導致了處於“多數”之外的少數群體的權利時常受到抑製甚至侵犯。隨著全球化的日益推進，少數群體的權利意識日益覺醒，而新的信息和網絡技術又為他們申張權利提供了便利，這促使了各式各樣的社會運動的產生，比如同性戀運動、保護兒童權利運動等等。社會運動對權利的籲求不僅要求改變傳統民主的形式，也促使更多的人反思民主的本質和價值。總之，圍繞著民主的討論在世紀之交愈發激烈，諸如參與式民主、協商民主、生態民主等新概念也為更多的人所關注，相應地，要求以直接的、大眾的、商議的民主取代代議製民主的呼聲也愈發高漲，傳統民主的危機日漸加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