對執政黨缺乏信任、反對黨喪失生機、“人民”的政黨迅速衰敗，這些現象無不表明西方國家的“民主政治”普遍陷入了危機。不僅如此，在世紀之交，隨著作為傳統民主試驗場的民族國家日益被卷入全球化進程之中，國家主權受到越來越多的製約，“世界各地的民眾似乎對本國政府的效能日漸失去了信心，而且似乎正在失去對民主的信仰”；與此同時，以聯合國為代表的國際組織因其無法真正獨立於以美國為首的西方勢力而民主地運作，正遭受著來自各方的詬病。鑒於此，許多學者指出，全球性的民主危機正在形成，為此，一種突破傳統民主概念的新型民主理論應該被引入並付諸實踐。在以赫爾德的“世界主義民主”為代表的全球民主構想中，全球公民社會成為與國家、私營部門相並舉的未來民主建設的三大支柱之一。而在全球實踐中，全球公民社會正通過其多元的訴求和活動推動著民主的發展。可以說，新世紀新民主的希望主要是全球公民社會所帶來的，但是，這種希望能否實現卻是另外一個問題。
一、全球性的民主危機
卡爾·科恩在《論民主》一書的中文版序言中指出，自由和平等是民主的兩個最重要的目標。自由使民主成為可能，社會成員必須自由地去做自治所要求做的事情——沒有限製地發言、寫作和集會；參加各種組織和競選活動，這是日常民主生活的實質性內容；以及隻是依據每個人自身的功過公平地競爭職位或晉升。這種信念，即認為人應該自由地管理他們自己的信念，建立在我們認為人在本質上是平等的信念之上。這樣的觀點現已獲得了廣泛的肯認，民主不僅僅是指多數決定製，更意味著人民的統治以及實現這一目標的相關條件。在全球化進程之中，民主又獲得了新的理解，著名的民主理論家戴維·赫爾德指出，“民主的含義，尤其是民主自治模式的含義，必須聯係著一係列相互交叉的地方性、地區性和全球性結構和過程來進行重新思考。”因此，我們今天談論民主，所談論的應是一個多維度、多層次的概念。
回顧戰後民主的發展曆程，我們看到，民主主要是一種西方話語，它成熟於西方，從西方逐步擴展到全球。當西方社會普遍進入福利國家時期，民主開始呈現出危機。基恩曾經指出，福利國家對多元異質因素的吸收促進了中立官僚製的發展，但是，在官僚體製下進行的國家對社會的全麵幹預卻是一個複雜的矛盾過程：幹預本身是對危機的一種應對，在其性質上來說理應是反應性的，這意味著國家機器會有選擇地對待某些群體，其行為不可能是無偏向的；但官僚機構製定全麵計劃的職能卻是通過建立在中立這一基礎上的精打細算的、用數量表示的、專業化的手段來行使的。因此，“作為這種結構性問題所引起的後果，並且和自由資本主義階段的政治相比較，‘政治……越來越縮小成管理和（官方）獲得喝彩’。”隨著新自由主義意識形態主導的全球化的進一步發展，福利國家更加拙於處理民主與發展之間的關係。麵對勞動、資本、產品的快速流動所帶來的社會變化，各國普遍“采取有害於社會團結一致，使社會的民主穩定性麵臨嚴峻考驗的‘削減’政策”。據一項統計表明，經合組織在八九十年代的兩個十年中已經增加了它們的收入，但是其中的多數國家也經曆了日益增加的收不平等——這在英國和美國表現得最為前後一致和最劇烈。在1979年到1997年間，實際人均國民生產總會增加了38％，但是一個中等收入之家的收入隻增加了9％。因此大多數所得都被最富裕人口獲取，最富裕的1％家庭的收入增長了140％，是平均水平的3倍。
最上層的1％家庭的收在1979年是中等收入家庭的10倍，1997年達到23倍。
隨著貧富差距的拉大，長期以來社會秩序賴以維持的福利妥協遭到了破壞，一係列的社會問題在西方民主國家顯現出來。針對此，哈貝馬斯指出，西方民主國家正在喪失民主的基礎，這主要表現在三個方麵：一是國家失去完全的自主性，其控製能力減弱；二是決策過程日益缺乏合法性，“當民主決定的參與者的範圍不能覆蓋這些決定的涉及者的範圍的時候，就總要出現‘赤字’”；三是國家失去了用以充分調控本國經濟和刺激其增長的能力，從而難以確保它們的合法性基礎。在實踐中，民主危機最明顯的表現是，大多數西方國家公眾對議會政治、政府機構、政治家的信任等均呈下降趨勢。就美國而言，民眾對聯邦政府的信任從20世紀60年代的57％下降到90年代中期的25％。與此相關，西方國家的選舉投票率大幅下降，特別是美國的總統選舉，投票率從1960年占登記選民的96％下降到2001年的51％；英國的投票率從1992年的78％下降到2001年的59％；經合組織的其他八個成員國的投票率都大大下降。同樣，政黨政治也麵臨著衰退。法國、意大利、挪威和美國的黨員數量隻有20年前的一半，甚至更少。卡爾·博格斯麵對美國公共領域的衰退驚呼“政治的終結”，這一話語同樣可運用於檢視其他發達國家的政治現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