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如基歐漢和奈一再強調的，與其說新治理反映了國家主權的衰落，不如說體現了主權的強大適應性和回應性。治理一方麵要求國家回縮以適應全球主義的要求，一方麵要求國家繼續扮演規則提供者和秩序維護者的強大角色，在進與退之間雖然存在騎牆之勢，但這也正體現了國家的傳統自治性和自主選擇能力。有學者正確地指出，除非將主權看作一個動態的發展性概念，否則全球治理理論之於國家主權的態度得到不到合適的理解。事實上，國家主權是一個因變量，它從來不是僵硬和不可變通的，國家能夠對主權進行有意識地自我限製和合理讓渡，從而使主權獲得新的發展形式，而並不損毀主權。著名學者威羅貝曾指出，“在理論上，國家可以在任何程度上將其權力的行使委任給其他公共的團體，或甚至給其他國家；因此，在事實上，它可能隻保留極少一些餘下活動歸自己指揮，而不損害其主權。國家在本質上的統一性因而不受破壞。”據此，我們可以說，全球公民社會的成長雖然促成了全球多中心、多層次治理的產生，但從治理理論的視野來看，這些都不等同於認為國家主權已經不再重要，不等同於現在已經是擺脫“國家中心主義”而暢想“社會中心主義”的時候，總之，主權仍然是治理結構中的核心特征。
三、主權的終結：哈貝馬斯的“世界公民社會”理論
國際政治和全球治理理論關注全球公民社會之於國家主權的影響，這種關注主要是當下的，即它們側重於描述和分析全球公民社會對現實國際關係和全球體係的影響，並且，它們雖然認為全球公民社會的上升在某種程度上限製或削弱了國家主權，但仍肯認國家主權是有生機的，在未來的政治發展中，國家仍將發揮強大的作用。但是，另一種極富影響的觀點對主權的未來並不抱有如此樂觀的態度。比如，簡·阿爾特·修爾特認為，國家雖然在資本主義的全球化進程中仍然起著關鍵性的作用，但傳統的國家主權確實已經過時了；雷蒙德·弗農也說，經濟上的相互依賴和全球經濟一體化，使民族國家成為一個“時代的錯誤”，主權已經陷入困境並日趨過時，民族國家對經濟的管理職能將由跨國公民等非國家行為體取代。更為激進的觀點強調社會力量的繼續上升必然會導致國家主權的“消亡”或“終結”。羅伯特·賴克指出：“我們正在經曆一場變革，這場變革將重新安排即將到來的世紀的政治和經濟。到那個時候，將不存在國家的產品和技術，不再有國家的公司或國家的工業。屆時將不再有國家的經濟，至少是像我們所了解的那樣的概念。”主權過時論、消亡論和終結論的共同特點在於，它們以悲觀的態度對待主權國家的未來發展，至於主權國家終將走向何處，它們即使沒有給出明確的回答，也都傾向於認同一個全球公民社會在未來曆史中的重要意義。比如，達仁道夫在研究現代社會的衝突時曾經指出，衝突是邁向文明和最後邁向世界公民社會的進步源泉。他說，“在所有重要的事情當中，最為重要的事情是幫助世界上迄今為止被忽視的地方的人們，找到通往自由的公民的道路。這些國家的公民不僅需要較大的經濟供給，而且也需要公民身份地位的充分的應得的權利，二者必須在各種各樣的協會和自治機構裏確定下來”，而除非我們把各國的公民社會理解為通往一個世界公民社會道路上的一些步驟，否則，它們將不會維持長久。雖然達仁道夫還不是一個世紀末的全球公民社會論者，但他關於世界公民社會的觀點無疑已經成為全球公民社會的一種理論支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