對主權國家終將消亡於全球公民社會的最富有影響的研究仍然是現代公民社會理論的開創者哈貝馬斯做出的。哈貝馬斯關注全球政治的發展，他對全球變革之於民族國家及其主權的影響的研究得出了三個基本結論：一是全球化使國家主權麵臨著空前的挑戰；二是必須以一種進取型的態度超越民族國家；三是國家主權將終結於“世界公民社會”。
哈貝馬斯在對民族國家與社會權利關係的討論中指出，早期民族國家建立的將公民的法律地位與其民族文化的歸屬感聯結在一起的、以公民資格為基礎的政治交往模式，很快受到了多元文化和全球化的雙重挑戰。他寫道，“在我們今天所生活的多元社會裏，充滿了日常生活的慣性，它們與一個由同根文化民族構成的民族國家的理想模式越來越遠。文化生活方式，民族群體，宗教信仰和世界觀等越來越多元化……所以共和主義必須學會自力更生。其關鍵在於，民主化過程同時也能承擔促使一個分化越來越深的社會走向一體化的任務。在一個文化和世界觀多元化的社會裏，不允許把這種政治所承擔的重任由政治意誌形成和公共交往的層麵上推卸到似乎已經一體化的民族的自發基礎上去。因為在這樣一種表象背後隱藏的是主流社會的文化霸權。”因此，多少已經一體化的民族為其法定公民資格所奠定的文化基礎在新的情況下必須獲得改變，以防止政治文化與主流文化合流的現象產生。這就要求不同的文化，民族，宗教信仰所帶來的生活方式應該能夠共生並存，政治文化應該得到來自不同文化背景的所有公民的承認。哈貝馬斯進而指出，“隻有當民主不僅體現為自由主義的自由權利和政治參與權利，而且也體現為社會參與權和文化參與權，多元文化社會才能通過這樣一種長期保存下來的政治文化加以維持。公民必須懂得，即便在社會安全和不同文化生活方式的相互認同中，他們的權利也是具有使用價值的。如果民主製度下的公民資格能夠成為實現各民族的理想生活方式的機製，那麼，它就可以成為團結一切外來者的一體化力量。”哈貝馬斯認為戰後建立起來的社會福利國家揭示了這一視角，由此將討論的焦點轉向福利國家。
在哈貝馬斯的理論中，福利國家是二戰後歐洲狂熱的民族主義源泉枯竭、有利而寬鬆的政治條件得以形成的產物。在冷戰中，歐洲國家都缺乏獨立自主的外交政策，領土之爭不在議題之內，社會內部衝突已不能向外轉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