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文 第18章 全球公民社會與國家主權(4)(1 / 3)

因此,那種認為治理必然削弱國家主權的觀點並不必然是合理的。治理在某些方麵或許分散了主權,但在另外的方麵它又可能強化了主權。事實上,這已經不是一種理論上的預設,而是現實政治中的一種客觀存在。在所謂的“低級政治”如環境、傳染病、經濟等領域,大多數國家以積極的態度自願地參與到全球治理中來;而在“高級政治”如權力、和平和安全領域,國家的自主性並沒有減弱。基本上所有的全球治理理論者在國家主權問題上都表現出猶豫心理,一方麵強調主權現在變成了“有條件的”、“受製約的”、“國家主權的減退是當今世界的一大潮流”,另一方麵又強調國家主權“在自身領域中仍占主導地位”。全球治理委員會對治理結構中國家主權的描述就體現出這種含糊性。羅納德·J.格羅索普(Ronald J.Glossop)的一篇針對1995年全球治理委員會所發表的報告的文章充分道明了他對這種含糊性的強烈批評態度。格羅索普指出,報告的題目《我們的全球之家》表明一種新的全球觀已經被視為一切所討論的事情的基礎,但是報告中的大部分內容卻表明國際主義視角仍然具有主導性的影響。比如,報告指出,曾經被視為主要關注政府間關係的全球治理現在不僅涉及政府和政府間的製度,還涉及非政府組織、市民運動、跨國公司、學術界和大眾傳媒。全球公民社會的興起與加強人類團結意識的許多其他運動一起反映了人們把握自己命運的願望和能力的大幅增加。這種表述清楚的展示了全球視角。並且,報告指出,在這個相互依存不斷增強的世界裏,某些領域必須集體行使主權,尤其是涉及全球公共問題時,這似乎意味著應該削減國際主義中不受限製的主權以適應全球主義的發展。但是,報告接著又寫道,國家仍然是主要行為體,但必然與其他行為體合作。盡管聯合國扮演了一個極其重要的角色,但也獨木難支。全球治理並不意味著世界政府或世界聯邦主義,主權政府不能走得太遠。就此,我們似乎又未真正超越國際主義。主權國家仍將是主要角色,完全壟斷政治和軍事權力。

同樣,赫爾德等全球治理主義者在指出全球公民社會等非國家行為體對國家主權的挑戰時,總是不忘強調國家主權在現在和未來全球政治中的重要性。他們從來都認為,全球治理分散了主權權威、弱化了國家主權,但這卻並沒有否定國家主權存在的重要意義。全球治理有一個可變的幾何形狀,該體係在結構上是複雜的;各國政府絕不是說就被該體係推到一邊去了,它們的作用反而越來越重要,因為它們是把這些不同的治理基礎設施縫合在一起的、對國家之外的管製加以合法化的戰略之地。用鮑勃·傑索普的語言來表達,在治理之中構建一個能夠承擔設計機構製度、提出遠景設想的“自組織的組織”是必要的,它不僅能夠促進各領域中自組織的活動,還可以協調多種自組織的不同目標、過程和結果。傑索普稱之為“元治理”,它包括製度和戰略兩個方麵:“製度上它要提供各種機製,促使有關各方集體學會不同地點和行動領域之間的功能聯係和物質上的相互依存關係。在戰略上元治理促進建立共同的遠景,從而鼓勵新的製度安排和新的活動,以便補充和充實現有治理之不足”。傑索普的“元治理”概念突出了國家作為治理的各子係統實現某種團結的主要組織者、規章製度的製定者,以及各子係統失敗時最後求助者的角色,從而肯定了國家在治理中的不可替代的作用。

羅納德·J.格羅索普對全球治理理論之於國家主權的不徹底態度的批評是一針見血的,然而,無論是全球治理委員會還是赫爾德和傑索普等學者,他們對全球治理中國家主權作用的認識卻是更加務實的。在目前的情勢下,我們還無法實現一個格羅索普所夢想的全球政府,而缺乏統一的全球權威便意味著“無政府性”仍是全球社會的基本特征,這樣,傑索普的“元治理”之於全球治理就是不可缺少的。另外,尤其值得重提的是,作為對自由主義的批判,黑格爾所提出的“國家高於市民社會”的理論架構無可爭辯地道明了公民社會的不自足性。公民社會是一個由機械的必然性所支配的王國,撇開國家來看公民社會,它就隻能在倫理層麵上表現為一種無政府狀態,而非由理性人構成的完滿狀態。治理理論雖然不再重申這一點,並且它的出發點更在於如何使非國家行為體在某些領域取得與國家合作的地位以共同管理全球化,而很少涉及對非國家行為體本身問題的討論,但是,治理的理論預設之一無疑是已經肯認了社會的不自足性,並且同意需要外力來對公民社會加以保護和調節。正因此,在缺乏世界政府的前提下,全球治理一方麵強調全球性,一方麵又強調主權性,表現出格羅索普所批評的理論上的含糊性。然而,從總體上來看,治理理論突出的實際上是公私合作而非任何一方的至高無上性,正如庫伊曼(Kooiman)所言:“不論是公共部門還是私人部門,沒有一個個體行動者能夠擁有解決綜合、動態、多樣性問題所需要的全部知識與信息,也沒有一個個體行動者有足夠的知識和能力去應用所有有效的工具”。因而,作為一個既強調公共政策製訂中的縱橫協調也強調多元和不統一的概念,治理實質上要求國家權威的分散化,然而卻不欲取代它,換言之,全球公民社會與國家中心治理之間不存在一種相互排斥的關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