對此，戴維·坎德勒寫道，“在今天的全球化的世界中，隨著跨國聯結的出現，效忠於跨國倫理的運動者們被認為能夠改變最主要的國家的身份以及利益。”在對1989事件的實證考察中，建構主義學者裏絲（Risse）和諾普（Ropp）談到公民社會的作用，“作為1989和平革命的可能條件之一的蘇聯外交政策的轉變至少部分地源於這種事實，戈爾巴喬夫領導集團自身嚴重地受到由跨國行為者和組織所傳播的西方自由思想的影響……（東歐的）和平轉變是由受到跨國人權網絡賦予和加強其主張的波蘭和捷克斯洛伐克的持不同政見者帶來的。”而凱克（Keck）和辛金克（Sikink）對跨國倡議網絡作出的富有影響的研究則恰當地體現了這種相互關係。雖然他們對跨國倡議網絡包括國際和國內的非政府研究和倡議組織、地方社會運動、基金會、媒體、教會商會消費者組織和知識，區域和國際政府間組織的有關部門以及政府行政和立法機構的有關部門等無比廣泛的內容，但是國內和國際非政府組織仍然是其核心組成部分。更為重要的是，跨國倡議網絡的形成是“為了提倡某種事業、道德觀念和規範，而且它們的參與者中常常有這樣一些人，他們倡導政策變革，而對於理性主義者來說，很難理解他們所提倡的政策變革與他們的‘利益’之間有什麼聯係”，這種對道德規範與觀念的強調與建構主義理論的核心結構形成了契合。因此，從另一個角度來看，我們甚至可以說，認識到全球公民社會的存在並對它進行相應的研究是建構主義在90年代不斷發展的動力源，或者說，全球公民社會的發展是促使國際關係理論轉型的重要因素之一。
建構主義理論懷疑國家作為國際體係中的理性的利益追求者的身份，同時關注非國家行為體的上升，其理論建構的過程實際上瓦解了理性主義國際關係理論的核心概念，國家主權的觀念逐漸喪失了它在國際政治傳統中的意義。對此，凱克和辛金克指出，以主權國家為主的國際社會的觀念無法滿足對當代世界政治體係的分析，引入網絡的概念，研究行為體與規範和觀念之間關係的變化，有助於弄清這些關係的發展脈絡，並最終建立起相關的理論。
在關於跨國倡議網絡的研究中，他們寫道，“環境保護、土著居民、婦女和人權網絡向國際活動注入了新的理論，這些理論以多種不同的方式衝擊著主權觀念。首先，‘回飛鏢’效應和網絡的內在邏輯——即一個國內團體可以通過尋求國際盟友對其政府施加壓力，從而迫使其政府改變其在國內的做法——削弱了絕對主權的主張。其次，通過提供與國家所提供的信息相矛盾的信息，網絡可以暗示國家有時也會撒謊。非政府組織經常向國際組織提供更加可靠的信息來源，但是，如果國際組織對這些信息做出了反應，特別是這種反應與國家的立場明確矛盾時，那麼，國際製度無疑會以它們作為主權國家組織的基礎。如果主權是一套通過實踐不斷加強的、關於國家權力的共同認識和期望，那麼，假如這些實踐和認識發生變化，主權也應該發生變化。……如果一個國家承認了國際幹涉的合法性並迫於國際壓力改變其國內行為，那麼，國家、公民和國際行為體之間關係的重組就實現了。”雖然凱克和辛金克認為他們關於跨國倡議網絡的研究結果本身並不支持會出現全球公民社會的觀點，但是很顯然，他們的研究本身建立在全球公民社會不斷形成這一現實基礎之上。正如他們所發現的，非政府行為體所提供的信息是阿根廷和墨西哥這兩個國家的人權狀況得到全球關注的關鍵，非政府行為體在跨國倡議網絡中發揮著關鍵性的作用。沒有明確接受全球公民社會的概念，而是“更願意將跨國市民社會作為一個鬥爭的舞台，一種零散的論戰空間”，並不妨礙他們準確地捕捉國際關係領域的新變化。正因此，從建構主義理論不斷係統化的發展過程中，我們得以看到全球公民社會的發展與國家主權觀念變化之間的強大關聯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