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新自由製度主義與新現實主義趨同的時期，被稱為反思主義的非主流各派向主流國際政治理論的挑戰也在繼續。反思主義包含了許多流派，其共同點在於不承認主流國際政治理論的理性主義基礎，強調理論的詮釋性、行為體和結構的互構性、互主意義的重要性。比如反思主義的重要派別批判理論的代表人羅伯特·考克斯（Robert Cox）發表論文《社會力量、國家和世界秩序》指出，主流理論是解決問題理論（problem－solving theory），力圖解決的是現有社會和權力關係麵臨的問題，以保證這些關係的存在和正常運轉。然而，社會結構是主體間互動的結果，是社會建構而成的。主流理論所謂的像國家這樣的給定因素實際上是曆史和社會力量所建構的。以麥克爾·哈特（Michael Hardt）和安東尼奧·奈格裏（Antonio Negri）為代表的後現代主義的馬克思主義國際政治理論則認為，“後現代主義國際關係理論家們試圖通過解構傳統統治階級設定的分界，強調無規律的、不可控的國際運動和流動，從而破裂穩固的團結和對立，挑戰國家主權。‘話語’和‘闡釋’被展現為對抗現代主義立場中的刻板製度的有效武器。由此而生的後現代主義分析指向一種差異性全球政治，一種在一個平滑、沒有國家邊界的僵硬限製的世界中實現不限地域的自由流動的政治。”盡管後現代主義理論過於關注舊的權力形式，這樣它很容易跌入新權力張開的臂膀，但是它們表征了一個曆史現象：現代主權已經發生了斷裂。反思主義無不包含著對現實國際關係的洞見，但是它一直受到主流學派的漠視，影響不大，這種狀況成為社會建構主義國際關係理論興起的一個重要原因。
建構主義理論產生和發展的最直接動力是國際關係理論領域的主流與非主流之爭，而現實動力無疑來自於冷戰的結束及其後國際政治格局的激劇變化。公民社會和跨國公民社會組織在促成冷戰結束的過程發揮了重要作用，然而，新現實主義和新自由主義都沒有預見到這一點，它們甚至沒有預見到這一曆史結局，也未能及時對它做出充分的解釋，因而其理論合法性受到極大的懷疑，國際關係的主流理論由此產生了嚴重的範式危機。其後，隨著東西方僵局的破解，越來越多的跨國合作達成，在此過程中，以全球公民社會為基礎的活動領域對國際政治的影響力越來越大，傳統的以國家為國際關係中主導行為體的現實進一步變化，“國家中心主義”的理論前提更加動搖。
1992年，亞曆山大·溫特（Alexander Wendt）發表論文《無政府狀態是國家造就的：權力政治的社會建構》，展開了對理性主義所作的國際關係無政府性假設的批判。文章指出，無政府狀態是國家造就的，不是無政府狀態創造國家互動和國家利益的可能性和結構性限製，而是國家之間的互動創造社會。這種理解奠定了社會建構主義的基本理論構架，即反理性主義和反物質主義的基本原則，前者意味著國際政治的社會結構不僅僅影響行為體行為，更重要的是建構行為體的身份和利益；而後者則指明了國際政治的基本結構不僅僅是物質性建構，它更重要的是社會性（文化和觀念）建構。顯然，溫特關注的是國家的互動對無政府邏輯形成和變化的作用影響，國際製度對國家身份形成與國家利益界定的影響、觀念和文化的意義和轉化等，民族國家仍然是建構主義分析中的主題，但同樣明顯的是，溫特已經逐漸將理論的焦點由理性的利益領域轉向了互動領域。這種理論上的轉向對於全球公民社會研究的重要意義，正如戴維·坎德勒（David Chandler）所言，“這種以‘去國家中心化’（de-centering the state）為主要目標的邏輯以及通過互動和觀念來為起調節作用的規範排序的做法，奠定了全球公民社會作為國際關係理論賴以建立的基礎這一地位。（因為）一旦國家行為被看作是在互主體地建構它們的利益和身份，重點就在於建立和內在化這些新規範的跨國和國際網絡行為上。”溫特的研究雖然還沒有給予跨國和國際網絡行為直接的關注，但他提出觀念結構而非物質結構在建構國家身份和利益過程中的核心意義，實則突出了全球公民社會的存在意義，因為離開非國家行為體的行為，國際領域中的互動無法得到充分解釋；而關注觀念形成的過程，自然不可忽視全球公民社會在促使觀念從個體思想轉變為共同規範的過程中所扮演的強有力的角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