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國際政治理論自我調整和發展的過程中，由於“還沒有一種國際關係理論能夠從總體上準確地描述、正確地解釋以及恰當地預測變動著的全球化體係”，新的理論獲得了成長空間。早在80年代，一些學者就開始思考突破以主權國家間關係作為變動著的現實的解釋基礎的可能性，到90年代中後期，取代“國際政治”的新概念“世界政治”或“全球政治”已經獲得了相當廣泛的認可。這種轉變體現了一種新的理論基點，即“我們不應該強調國家的變動以及國家間關係的變動，而應強調公民社會生活（空間）的變動，即社會關係的變動。這種觀點才有可能摧毀混亂／秩序、國際政治／國內政治、政治／經濟、國家間關係／超國家關係、權力／人道之類的二分法，並在社會各層次之間的關係和複雜的全球社會關係整體的基礎上重建這些概念。這種社會變動思想包含著一種必要性，即把國家及國家間關係看作全球社會關係中的一種社會現象。通過這種理解，我們將能克服國家中心的變動觀念，或以國家間關係為中心的變動觀念。這樣，就能抓住將社會各個層次互相連的社會變動了。這將意味著我們的日常生活是全球性的；社會生活存在於全球化的背景之下：社會生活受到全球化的影響。換言之，社會生活的全球化就是社會的變動。”研究視角的這種轉變對於國際政治理論的轉型有著根本性的意義。
修爾特明確指出，“國際關係是疆域間的關係，而全球性則是超疆域的關係。國際關係是有距離的跨疆界交往，全球關係是無距離的超疆界交往。因此，全球經濟不同於國際經濟，全球政治不同於國際政治，以此類推。國際性的基礎是疆域性空間，全球性超越了這種空間。”據此，全球政治是一個覆蓋麵更大、更具根本性的概念，而國際政治作為主要的次體係，指的是全球體係中的國家間體係。
隨著社會結構的變動和全球公民社會的日益壯大，國際政治研究向全球政治研究的轉向已經是一個可以預測的、不可避免的進程，隻是，當前的全球政治研究還沒有形成係統性的理論構架，它最大的成果應該是“全球治理”理論的形成。那麼，全球治理理論又是如何超越傳統國際政治理論（現實主義、自由主義和建構主義）來看待這個變動的世界呢？下文將在簡要評介全球治理理論的過程中，進一步分析全球公民社會在全球治理的實踐過程及理論建構中所扮演的重要角色，以及這一角色之於國家主權的現實和潛在影響。
二、分散的權威：治理結構中的全球公民社會
全球治理理論的提出為我們進一步認識全球公民社會之於國家主權的影響提供了理論平台。這種論斷至少可以基於以下兩個方麵的原因而成立：一是全球公民社會是推動全球治理理論形成的最重要的原因之一，同時也是全球治理理論的核心支柱之一；二是全球治理理論雖不必然主張取消國家主權，但它或多或少對國際政治和國內政治中的“國家中心主義”形成了挑戰，基本上是一個置疑主權地位的理論形態，而這種理論核心的形成離不開對全球公民社會作用的充分認識。
對全球治理的討論是對治理的討論的延續。治理始見於1989年世界銀行在其報告中使用“治理危機”（crisis in governance）一詞來概括非洲的情形；其後，1992年世界銀行年度報告討論了“治理與發展”問題；1996年經濟合作與開發署的年度報告題目是“人類可持續發展的治理、管理的發展和治理的分工”；聯合國教科文組織在1997年發表了一份名為“治理與聯合國教科文組織”的文件；《國際社會科學雜誌》1998年第3期出版了名為“治理”的專號。
其後，聯合國有關機構成立了“全球治理委員會”，並創辦了一份名為《全球治理》的雜誌；1999聯合國成立50周年之際，全球治理委員會發表了題為《天涯若比鄰》的長篇報告，闡述了公民社會和改善世界經濟管理對於全球治理的重要意義；在2000年聯合國千年大會秘書長所作的報告中更是全麵闡述了全球治理問題。在新千年的開端，全球治理風靡全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