然而，基歐漢和奈雖然看到曆史形勢的新變化，看到多元行為體在形塑國際關係中的重要性以及它們所構成的對傳統政治行為模式的挑戰，但是他們對此的關注仍然在於尋求國際合作如何達成這個傳統國際政治問題的答案。因此，在複合相互依賴理論提出之後不久，他們又回到對國際製度的研究，並且在這一過程中，開始接受新現實主義的根本假設，出現了兩種理論在某些方麵開始趨同的現象。有意思的是，到90年代，隨著冷戰的結束，經濟一體化進程進一步深化、全球公民社會逐漸形成並且對世界政治的影響日益增大，基歐漢和奈再次回到對多元行為體——包括政府間組織、非政府組織和多國公司之於國際政治影響的強調上來了。在這一時期的著作中，他們著重討論了信息革命對國際政治的影響和全球主義的治理問題，他們看到，“這些新技術為非政府行為體創造了機會。信息革命促使倡議網絡的潛在影響擴展巨大：傳真機和因特網使得它們可以從世界上一個最遙不可及的角落傳送信息：從北海的石油平台傳送到恰帕斯要塞。1997年的地雷會議就是一個結盟的例子：網絡組織與加拿大等中等國家政府、個人和社會賢達結合起來，引起關注並設置議程。在全球氣候變暖的討論中，非政府組織在各代表團之間穿針引線，成為重要的傳授渠道。在1997年的京都會議上，環保團體、環保工業與大國爭奪媒體的關注，它們的觀點建構在非政府科學家的研究發現之上。許多觀察家歡呼道：信息革命的成果之一，就是促使非政府組織的新時代到來，人們好像確定無疑地認為，倡議網絡和虛擬社群的繁榮擁有巨大的發展機遇。”雖然他們仍然認為在目前“這些網絡的信任是脆弱的”，但毫無疑問，他們堅信在一個信息充斥的世界上，以地域為基礎的國家繼續構建政治結構的行為將更少地依賴物質資源，而更多地依賴保持信譽的能力，這實際上是回歸了“相互依賴”的主題。
“回歸”的另一個表現是，基歐漢和奈將全球主義界定為一種“強相互依賴”的狀態，認為它是需要有關各方付出代價的、跨國或國際相互聯係的、空間廣闊的網絡；而全球化則是一種進程，它帶來不確定性和對治理的需要。
在他們看來，隻要全球化繼續深化下去，國家或其他行為體就會發現，它們的價值觀越來越受到他者行為的影響。因此，它們將尋求管理相互依賴的影響，即管理全球化。為此，他們探討了全球主義的治理問題，並提出了五種全球主義治理的形式：在領土疆界內采取單邊國家行動，降低脆弱性；或接受外在標準，增強競爭力；強國或國家集團采取單邊行為，以影響領土之外的國家、企業、非政府組織等行為體；區域合作，增強政策的有效性；全球層次的多邊合作，建立管理全球化的國際機製；跨國和跨政府合作——包括“公民社會”——以管理全球化。他們強調指出，社會空間是由市場、政府和公民社會組成的三角形，社會的更多方麵——但不是所有方麵——開始接近於複合相互依賴的理想模式。
新自由製度主義雖然於世紀末順應政治現實“重新研究跨國關係”、高度重視以公民社會為基礎的非政府組織在國際政治中的作用，但是它對“國家中心論”的反思和批判是極為有限的。基歐漢和奈認為，“許多國家已經出現了多層次的忠誠，新型社區也在演變之中，主權國家體係作為世界的主導結構仍將繼續下去，世界政治的內容處於變革之中。”顯然，在他們認識中，非國家行為體隻是影響或補充主權國家的行為，其地位是非正式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