宗棠既已奏爭之，景廉乃右保恒而抑宗棠。蓋不但兵事不欲任宗棠，餉事亦不欲任宗棠也。宗棠複奏稱：“涼與甘肅向稱腴郡，亂後人少地荒，關外安玉敦尤甚。今采買至十九萬石，抵承平時全省一年額賦，猶疑其尚可加采，奪民食以餉軍，民盡而軍食何從出乎？以挽運言之，車騾負糧多，而飼養所耗亦多；駝負糧少，而飼養所耗亦少。以所運程途言之，車行三十日，而所負之糧盡；駝行三十日，而所負之糧尚可稍餘，以濟待餉之軍。駝行內地及戈壁，日耗糧三斤，若行邊外，則食草不必食料，所省又多。自來軍行北路，用北路之糧，無由關內運濟北路者。
今肅、甘、涼運安西，由安西運哈密，已為從前承平時所難，若尚責其逾天山運巴裏坤，更由巴裏坤運古城，勞費固不必言，試思關內之糧，除人畜食用，無論騾之與駝，能運至哈密者幾何？能運至古城、至巴裏坤者更幾何也？臣前稱糧僅可運至哈密者，隻就運至哈密尚有餘糧供軍計之，且指負多食少之駝而言，非指車騾也。景廉但知烏、科之糧難運，不知肅州之糧可采可運，而無可供前敵之軍，翻不如北路駝運，勞費相當，免耗糧草，究有可供前敵之軍也。臣指烏、科為言，蓋以北路商旅往來，有一捷路：由歸化城、包頭而西，稍北至蛇太、大巴，共十餘站。其間為烏、科及歸化各城所屬蒙地，無台站而有屯莊。蒙、漢雜處，自為聚落，產糧之地頗多，雇駝亦易。由大巴西北十六站抵巴裏坤，則無台站，無屯莊。計程以駝行一日為一站，自歸化城起，駝行三十餘日可抵巴裏坤，遂呼為三十餘站。所經之地屬何城管轄，無從確悉，但稱烏、科，實則近時商旅赴西路者，均以此路為捷徑，未嚐繞道烏、科兩城也。臣意欲此路糧運可辦，於前敵軍食有裨，而關內之糧遞運安西、哈密，亦可由巴城由駝接運，庶前敵軍食，以兩路供之，不虞缺乏。此後安敦玉耕墾漸廣，庶運糧兩事尚或不至束手。”
由此奏，可見新疆用兵，以軍食為最難繼。宗棠唯確有成算，乃有用兵關外把握。軍機中恭王及文祥輩皆尚曉事，故能知旗員之不足恃。又因宗棠言，召回景廉，並召還袁保恒，遂以宗棠為欽差大臣，仍用金順為幫辦，是為宗棠任關外軍事之始。顧宗棠既任關外事，朝論又主棄關外矣。道光以來，海防緊急，曾、左、李諸帥，於太平軍事之後，即兢兢以造船製械取法泰西為務。同治九年五月，天津教案，毆死法國領事，焚毀教堂，法人責言洶洶。曾國藩方督直，委曲與法議結，正法滋事人民至十五人，軍流者二十一人，天津府縣官皆遣戍，國藩至有“外慚清議，內疚神明”語。其實是時普、法開戰，法且不國，而時無電信，中國不之知也。十三年四月，複有日本船避風泊台灣，為生番所殺，日本派兵登岸，進攻番社，朝命沈寶楨為欽差，與日本議恤金五十萬，乃撤歸。議者多注重海防，遂以新疆為當棄，乃可專注意於海上。
由今思之，恐亦旗員不主新疆兵事之影響也。從前軍事，雖非若新疆之本為旗員私物，猶未嚐以漢人主兵。太平軍明明由漢人戡定，金陵既下，報捷猶推官文領銜。淮軍平撚，當時亦推都興阿領銜奏捷，都興阿絕不敢自任，乃止。是為漢人主兵之始。新疆則事更不同。撤景廉而命宗棠，或旗員以為與其坐失湯沐地以資漢人，不如滿、漢均失之之為快也，遂倡言棄南八城封帕夏為外藩；英使威妥瑪乘機複為之請。二年春，宗棠方將自蘭州啟行出關，而關外應棄之說甚盛。時宗棠方籌定糧運之法，又與俄商訂定購糧，諸有次第，乃奏言：“烏城之賊，土回居多。白彥虎複挈陝、甘悍回，分踞紅廟、古牧、瑪納斯，與相聯絡，而皆南通帕夏。帕夏即敖罕部安集延回酋和碩伯克也，帕夏當即伯克之轉音。自帕夏踞南路各城，吐魯番、辟展以西土回皆附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