秀全信之，置不問；秀成憤憤然去。及安慶圍急，玉成赴救不利，分兵竄鄂，以圖掣圍師。秀成歎其誤，謂湘軍決不舍安慶，長江為官軍水師所獨擅，運道無梗，非後路所能牽掣，與昔時攻浙以誤和春往救，遂陷江南大營者，敵之堅脆不同。後玉成卒敗走死，秀成頓足歎無為助矣。金陵食糧，昔時江南、北皆有產米之地，太平軍禁令嚴明，新得之土，民得耕種。江南米出蕪湖金柱關，江北米出和州裕溪口，皆會於金陵。自湘軍逼攻，耕農已廢，沿江各隘複盡失，不待合圍，已足製其死命。軍令既弛，營塹草率，無複舊規。封王至九十餘人，各爭雄長，敗不相救。當時知無幸，獻城歸降者日多。至同治二年冬，蘇州已為清軍所複，秀成潛入江寧圍城中，勸秀全出走，圖再舉。秀全侈然高座曰：“我奉天父、天兄命，為天下萬國獨立真主，天兵眾多，何懼之有！”秀成又曰：“糧道已絕，餓死可立待。”秀全曰：“食天生甜露，自能救饑。”甜露，雜草也。秀全既戀巢，而諸王聞秀成謀回粵，後入黨之湘、皖等籍者皆沮之，遂坐而待亡。城未下，秀全先自盡。幼主有從亡之臣，遺臣亦多並命不悔。失國之狀，似尚較清末為優，則知清代之自域於種族之見，正自絕於華夏之邦也。
太平軍事以前，清廷遇任何戰役，皆不使漢人專閫寄。至燒煙一案，能卻敵者皆漢臣，辱國者皆旗籍，然必譴立功之漢臣，以袒旗員。西人固無意於戰，以利啖之即止，此固旗人所優為也。太平軍則與清無兩立之勢，不用漢臣，無可收拾，始猶欲以賽尚阿充數，後已知難而退，一委湘軍。間有能戰數旗員，皆附屬於曾、胡兩師之下。若塔齊布為曾文正所手拔，固不必言；都興阿用楚軍，始能自立；多隆阿與湘軍將領習處，得顯其戰續；舒保為胡文忠所識拔，皆以旗員從漢將之後，乃始有功。唯官文職位較高，胡文忠極籠絡之，使唯己之命是聽，方不掣肘。金陵既下，文正且推使奏捷領銜，極保向來清廷重滿輕漢故習，乃未幾為文正弟忠襄所劾而去。文正能容此庸劣，忠襄竟不能忍，而朝命亦竟聽之，尊漢卑滿，前所未有。是滿族氣數已盡之明驗也。乃事定之後，縱容旗人如故，保持旗習如故，無絲毫悔禍之心，清之亡所由不及旋踵。名為中興，實已反滿為漢，不悟則亡，其機決於此矣。
第五、撚軍起義
道光以來，伏莽遍地。太平軍興，響應附合。熾則百難並發，平則百孔皆填。同治四年十二月，嘉應州克後，凡與太平軍相屬者，已悉被戡定矣。唯有兩起性質不同之叛變，不可與太平軍並為一談者，曰撚、曰回，當附存其略。
撚子之起源甚久，不與太平軍同時生，亦不名太平軍之名，隨其名號而滅。撚子馳騎衝突，舊稱馬賊，亦曰紅胡，稱一股為一撚，故曰“撚匪”。軍興時，撚亦熾，其撚中人數特多，公然與大軍搏戰，有異於前後無兵亂時。其實今亦有之，最著者乃東三省耳。鹹、同時紀載，多所附會，稱撚為捏，或謂有撚物為號，皆非也。
《東華錄》：嘉慶十九年十一月戊申，諭軍機大臣等“禦史陶澍奏紅胡匪徒日熾，敬陳緝捕事宜一折。河南南、汝、光一帶，以及安徽潁、亳等處，向多紅胡匪徒，屢經降旨飭緝，總末斂戢。今據該禦史奏稱，近來日聚日多，橫行益甚。每一股謂之一撚子。小撚子數人數十人。大撚子一二百人不等，成群結隊，公肆搶劫，或奪人貲財，或搶人婦女，甚至挖人目睛，且有頭目指揮。河南之息縣、光山、正陽、羅山、汝陽、項城為尤甚。其在逃未獲之王旋子，即屬頭目，而地方官捏稱為從。其在安徽者，有李東山、馬大旗二人，最為出名，現在藏匿阜陽縣境內，每人手下約有千人，州縣顢頇不辦”等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