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很幸運得到一個封新城，是他，成就了《新周刊》。說來話長。1993年我辦一張報紙--《晨報》。在廣東電台工作的竇文濤帶封新城來《晨報》
炒更，文濤當編輯部主任，他當執行主編。我看他在報眉上為一些新聞事件做點評，精辟而點穴到位。看出來了他在我之上，人家是蘭州大學高才生，還是一代詩人代表，且有多年做新聞的經曆，而我卻隻是個讀滿小學的人，土八路。
後來，文濤去了鳳凰台，我覺得封新城這人很對路，說服他辭職過來當總編，這事對他來說可是人生的重大決定。將才難得，我隻能添油加醋地給他描繪了雜誌的燦爛未來，讓他“上當”。誰知，他聽也不聽，“你是做夢的人，我是做事的人，沒別的吧?我幹活去!”說完掉頭就走。嗬嗬，話沒好好說，悶葫蘆一個。他就這麼任何條件也不講就上任了。
認準了，我搭台，戲就交由他唱。從此，樂得我逍遙自在，想飛哪就飛哪。他卻悶頭守在家天天開會天天罵人。在《新周刊》待過的人都說他是“暴君”，沒有一個沒挨過他罵的。奇怪的是，挨罵的人卻又恨他又愛他。也許是工作、家庭壓力大，他在同事聚會時常喝大酒，醉得滿地爬，我很是惱火:瘋了，這人怎能這樣?那時我可是滴酒不沾的。後來，看不順眼，自己也喝起酒來，比他更瘋，何止是滿地爬呀!在《新周刊》，沒醉過的人很少，一醉起來就沒大沒小的，人與人也沒界線了，像家裏人。莫名的，這也成就了《新周刊》的一種氛圍，簡單、純潔、是非分明。
有時，他罵爽了連我也罵:老頭，你太沒譜了，一點原則也不講。哦，我可以吞下這口氣，因為他說對了。我極少幹涉封新城的工作，唯有一次，我看《新周刊》封麵做得狗屎一般難看，就逮住機會丟下一句:“有沒搞錯呀，這樣的活怎能拿出手呀!”說完，我把雜誌狠狠摔下掉頭走人。他氣不過也走了，給我發一短信:老頭，我不堪重負，休假了。我又於心不忍，討好他說:好吧，等你回來!10天後他還是回來了。這是他個人在《新周刊》12年最長的一次休假。他把心思與精力全交給《新周刊》了。
他對部下的嚴厲是人所共知的，靠罵，罵出一本刊物的新天地，無形中也建立了一本雜誌的道德標準和專業態度。
有時，他向我抱怨，說命苦，這輩子給幾個屬蛇的纏住了:我、他老婆，還有我們的老板趙新先。我勸他:不是說蛇盤兔輩輩兒富嗎?有啥可抱怨的嘛。封新城屬兔的，比我小10歲，想不到他也找了個比他小10歲的何樹青當接班人，我也希望他能超脫點，我們都會老去，會有幹不動的一天，世界仍然是年輕人的。這也是《新周刊》對待人才的胸懷。
更沒想到的是，近來這“悶葫蘆”滿腦主意，在謀劃《新周刊》遠景的同時，不聲不響地弄了個“總編訪談錄”，采訪那些社會精英。奇怪，他變了，每次飯酒間開始滔滔不絕噴話，口才大長，他兜售許多精彩的言論和觀點，再也不是那些破碎的家長裏短了，一口一個道理，突然你就覺得這人長高一大截，有了思想的高度。我納悶了，心裏嘀咕著:思想家都是像馬恩列斯那樣的大腦袋大胡須，而他不是，個頭矮，小腦袋。他通過這種訪談汲取了許多社會精英的營養，與人對話，沒有一定深度與高度話頭往哪擺呀，看出來他是做足工夫的，就像他在《新周刊》創刊辭所寫:為了辦好一本雜誌，我們有備而來。封新城的“總編訪談錄”無疑給《新周刊》添了一道重頭菜式。
我沒機會也搞不懂如何與那些有料的人對話，隻能聽他在飯桌上倒買倒賣，再就細讀他的采訪文章，等我在其他飯桌去噴話時，那已經是三四道販子了，即便是淘米的泔水，也不乏殘留的營養呀!後來，我明白了，他是在重複那些思想與言論時，不斷淘洗雜物，留下精華，也是活躍思維的演練，演講的人需要看見聽眾反應的目光，我和同事們讚同他的演練，權當聽眾的目光。
封新城在一些重大的決策上讓我拍板，說:你是老大，你決定。我情願不做老大，老大是江湖的事;我寧願做兄弟，兄弟是家裏的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