封新城居高臨下。他在我之上，我把《新周刊》交給他，從此我真的解脫了。
不久前，《周末畫報》的記者給我做了個訪問，有幾個問答。問:你十年前在做什麼?答:做《新周刊》。問:十年後的今天你在做什麼?答:還是在做《新周刊》。問:你覺得最滿意的一次夢想實踐是什麼?答:把《新周刊》生下來，並把它養大成人。
的確，如果一生真做過幾件有意思的事的話，那還真得要算上好歹做了本《新周刊》。改革開放30年，掰掰手指頭，自己從事媒體工作也恰好30個年頭，前18年經曆過大小五六份報刊的生與死，後12年卻成就了一紙《新周刊》，可算是30年媒體變革的見證者和經曆者。1978年，我畢業分配的第一份工作是在廣東戲劇家協會辦的《南國戲劇》雜誌打雜，從校對、跑印刷廠、賣報、賣廣告、寫稿、畫版樣、編稿等，一路走過來。有時，我為自己能參與若幹報刊的創辦感到自豪;有時，又為經辦的報刊老是因客觀原因慘遭關閉而懊喪，更為30年隻做一件事而覺得自己沒出息。
記得那一次，自己參與創辦的一份報紙《百花園》(可能是中國的第一張娛樂報)，火得很。可是在報刊整頓中被休了刊，好像說是戲劇家協會的機關刊物隻許發表有戲劇活動的文章，不該辦成綜合性的娛樂刊物，當時是犯了報刊管理的大忌。一份小小的《百花園》在資訊貧乏的年頭，以生動活潑的形態出現在報攤上，熱賣到百來萬份，可算是出盡風頭。《百花園》不識時務地過於活躍，導致被休刊。
記得那一次，自己參與創辦的一份報紙《百花園》(可能是中國的第一張娛樂報)，火得很。可是在報刊整頓中被休了刊，好像說是戲劇家協會的機關刊物隻許發表有戲劇活動的文章，不該辦成綜合性的娛樂刊物，當時是犯了報刊管理的大忌。一份小小的《百花園》在資訊貧乏的年頭，以生動活潑的形態出現在報攤上，熱賣到百來萬份，可算是出盡風頭。《百花園》不識時務地過於活躍，導致被休刊。
這事，我本來作為這報紙的小頭目是無權過問的，隻覺得好端端一份報紙為何如此命薄，心疼。我獨自跑到省委宣傳部報刊處，見到時任處長的吳誌強(後來他當上了省新聞出版局局長，又成了我的直接領導、恩師，在《新周刊》的生存與發展過程中給予極大幫助與扶持)就問:“能否給《百花園》一次機會?”我問得有點莫名其妙，吳處長也覺得奇怪，看了我一眼說:“這事改不了了，你回去吧!”
想不到這些經曆都成為我後來夢想做傳媒行業的動力，越難做越想做，有句話我常掛在口頭上:屢戰屢敗，屢敗屢戰!直到我有幸創辦《新周刊》時，才覺得真正有了盼頭，那已經是1996年了，跨年就是香港回歸。嗬，是何等的好心情呀!
已經12年，《新周刊》有幸成為這個輝煌時代的體溫表，見證和記錄了時代的表情。
最近，我的搭檔封新城將他在《新周刊》做的“總編訪談錄”結集出版，他訪談的對象都是這個時代的精英，也是這30年的見證者和親曆者。報刊界的老泰鬥張伯海、學術界的大紅人於丹及封新城的女兒封瀟瀟分別給寫了序，我免不了也要湊上一段。我想，這是趁機說說從事這一行30年的喜憂成敗，也作為其中一段辦刊、樹人心路的記錄，同時也是對封新城這新一代媒體人適逢大好時光，免走彎路，圓了我那夢想的感慨，我在他新書《真有意思》的序裏寫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