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們幾乎每一天都能目賭到一些讓人難以理解或者非常困惑的事情，隨著這些事情一而再再而三的發生，我們也變得麻木了，甚至是熟視無睹了。大家能接受的解釋是：我們國家的人太多太多了，我們活得太擁擠了，多誰少誰都是無所謂的。
一旦人多得到沒必要值得給一點基本的尊重的時候，或者我們自己活得相安無事是一種僥幸的時候，我們怎敢再把一個純潔的生命帶到這個地方來？讓他來理解我們都無法理解的生活方式呢？
假如我們生了一個孩子，他可能是一個愛的天使，也可能是以殺人為樂的屠夫。是天使還是屠夫，好像和父母的影響、老師的教育有很大關係，但是，父母的影響、老師的教育與電視、網絡和社會的影響比起來，又是很蒼白無力。
對此，我常常聯想到生活在北方城市裏居民，無論他們穿什麼品牌的鞋子，無論出門前把鞋子擦得多麼幹淨，回家的時候，鞋麵上也滿是塵土。
我們製定法律的真正意義是規範人們的日常行為，而不是專門用來對罪犯的審判。孩子是用來推動社會發展創建時代文明的，身負把人類帶入更人性更文明的時代使命，傳承著父輩的智慧，再創建更智慧的智慧，而不是用我們的孩子來檢驗我們製定的法律的嚴密性公正性。
活得迷茫的我們是無法給孩子目標的，留給孩子的路到處是泥濘，就無法要求孩子能做到一塵不染。砸開自己的骨頭看看自己的骨髓，發黴的東西在孩子麵前是無法掩飾的。用我們滿是病毒的雙手，去雕琢我們鮮活的孩子，把孩子不生病的希望建立在孩子自身免疫力強大之上，仿佛是做不到的。
大學畢業以後，滿懷一腔熱血回到家鄉，想把自己多年所學奉獻給生我養我的土地，甚至是以救世主的心態，想把家鄉從甲級貧困縣之列拯救出來。可是，家鄉根本不需要我，不能給我一個能放下屁股的小板凳，惟一的選擇隻能遠走他鄉。
我是帶著恨離開家鄉的，發誓到外麵一定混出個人模狗樣回來，讓瞧不起人的他們刮目相看。一定要回來的，一定要回來的，在我背著空空的行囊踏上離家的列車時，再三地告訴自己。
在連東南西北都分不清的城市裏，在連一個熟人都沒有的國際大都市裏，從零開始了自己的奮鬥曆程，而且一幹就是十年。
十年，使我在這個城市有了屬於自己的房子，有了與自己朝夕共處的妻子，在口袋裏有了一定數量的票子，在五行八作中有了自己能忽悠幾下的圈子。然而，在我不斷擁有的同時，我也漸漸地忽略了故鄉的消息，淡忘了自己離家時的誓言。家鄉，在我的生活當中變得可有可無了，無所謂愛，也無所謂恨了，隻是在遙遠的記憶之中顯得更加遙遠。
家鄉，我是不想回去了，因為在家鄉，我幾乎什麼都沒有。在這個城市裏，我有自己的房子，最關鍵的是有我熟悉的生活圈子。這個圈子是我賴以生存的條件，也是我活在這個世界上的真正資本所在。
盡管這樣，我清楚的知道，我不屬於這個城市。我雖然在這個城市裏，像這個城市的公民一樣生活工作著，甚至比這個城市的公民生活得更好，納的稅更多，但我無法和他們一樣享受這個城市的公民權利，這是由我的身份決定的，和我的努力與否無關。
隻要我走在大街上，這個城市裏的人都會看出我是外地人，都會以冷冷的眼神看著我，仿佛這個城市的災難，正是有了我們這些外地人才發生的。隻要我與這個城市的政府機關發生聯係，就不得不要麵對更多的麻煩。一個必不可少的暫住證，就時時刻刻地提醒著我，我永遠是這個城市的暫住者。
也許我們這一代人，還能接受這個事實，但我的下一代呢？如果我有了孩子，將毫無疑問的要出生在這個城市，成長在這個城市，他將在這裏上幼兒園、小學、中學、甚至是大學。可以說他和我的家鄉一點聯係都沒有，但是，他卻毫無疑問的是我們家鄉的人，因為他的戶口就在那裏，他的身份證將由那裏的公安機關來製作。
我已經好幾年沒有回家鄉了，即使回去，也是那裏的過客了，家鄉，隻能讓我感到越來越陌生，而我的孩子呢，他對家鄉的陌生程度就能低於我嗎？似乎很不可能了。
我活在這個城市裏，是不得已而為之的話，那我的孩子呢？他怎麼能接受生他養他的地方，又將他排除同齡人之外這個事實呢？他活在這個城市裏將是怎樣的尷尬呢？
我現在沒有孩子，但我一直假想著，萬一我有了孩子，他向我問起這個問題，我該怎麼去回答他。可是，我怎麼想，也找不到一個孩子能夠接受的一個答案。在這個城市裏，無論他長到多麼大，都將打上外地人的烙印，而外地又與他扯不上一點聯係，這是怎樣的一種尷尬呢？
我知道自己活在別人的城市裏是多麼的難，這難主要是精神上和心理上的，是雲又沒有雲那麼自在，是寄生蟲又沒有寄生蟲那樣心安理得。我接受不了那個事實，估計我的孩子也接受不了。既然他要來到這個世界就要麵對這些，還是別來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