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500多年前的春秋時期，吳越兩國長期爭霸，頻繁交戰，這兒地處浙江天然分界線的越國一側，是其重要的城堡渡口。公元前506年(周敬王十四年)前後，固陵山下即是滔滔的錢塘江，越王允常在此築起了港城，用來屯大軍船，開始形成錢塘江上最早的港口和水軍基地。西興原名固陵，《水經注》有釋：“浙江又東經固陵城北，昔範蠡築城於浙江之濱，言可以固守，謂之固陵。”因地處縣治西，六朝時稱之為西陵。五代時吳越王錢鏐以“陵”非吉語，易名“西興”。1996年5月，西興等三鎮在隸轄於蕭山幾千年後，劃入杭州市西湖區。同年12月，這一方寶地單獨成立了濱江區（高新區）。錢塘江南岸著名的古海塘（蕭山人稱北海塘）就在西興，北海塘修築的曆史可以追溯到唐朝。西興海塘為古代蕭山北線海塘，西起西興永興閘，與西江塘相接，向東經西興、城北、長山、新街、衙前、坎山、瓜瀝、黨山、益農等鎮街道。瓜瀝經黨山至童家塔段稱後海塘。據《蕭山縣誌》記載：因塘在縣北，故曰北海塘，又曰捍海塘。全長41公裏。唐開元十年（722），會稽縣令李俊之主持修築會稽海塘（即北海塘），西起西陵，東至三江閘（今名）。北宋景祐年間（1034-1037），時任工部郎中、兩浙轉運使的張夏，主修蕭紹海塘（北海塘與西江塘的總稱），將部分柴塘改建為石塘。《浙江通誌》：“蕭山捍海塘在縣東二十裏，長五百餘丈，闊九尺。”南宋嘉定（1219年前後）間，太守趙彥倓主持修築山陰後海塘，即今瓜瀝、黨山、益農段，完成了對北海塘的連接。南宋鹹淳六年（1270），北海塘為風潮所破壞，越帥劉良貴主持重修，並植柳萬株以固塘，名曰萬柳塘。明《萬曆誌》載：“治北十裏曰北海塘，跨由化、裏仁諸鄉，橫亙四十裏。在由化為龍王塘，東至由夏鄉為橫塘，為萬柳塘，又東至鳳儀鄉為巨塘，為瓜瀝塘。”從南宋起至清康熙年間，因受江潮、大風等影響，北海塘多有毀壞，期間修築達8次之多。修築的類型有土塘、條塊石塘、丁由石塘、丁石塘、塊石石板塘、魚鱗塘等多種。明洪武二十三年（1390）已建有石塘。現存石塘均為清康熙五十二年（1713）以後至光緒年間所建，有龍王塘、婁下陳、郭家埠、塘下高、轉塘頭等近20段。清康熙十九年（1680）前，錢塘江循坎山、赭山間的南大門下泄時，北海塘全線臨江。自江道改出中小門、北大門後，塘外淤沙成陸，並新築南沙堤塘。現北海塘已成為三、四線備塘。近來發現有一碑被砌入海底部，長22米，高034米，上鐫“斷鼇立極”四個大字，落款“乾隆五十七年”。考此碑文義，即是借上古女媧氏斷鼇足以立地之四極的神話故事，讚頌此堤塘的牢固，萬世不動搖，確保一境平安。西興的戰略地位十分重要，曆來是兵家必爭之地。漢朱買臣稱其有一夫守險，千人不得上之形勢。據今天還健在的老人回憶，抗日戰爭時仍有日本兵持槍把守在鐵陵關的古道上。西興是浙東交通樞紐，越國之門戶：“據錢塘要衝，兩浙往來一都會。”西晉永康元年(300)開挖的西興運河(浙東運河、蕭紹運河)，是溝通浙東與錢塘江乃至中原的水上快捷通道，其地位遠在今天的高速公路之上。
“商胡別離下揚州，憶上西陵古驛樓”(杜甫)、“西陵遇風處，自古是通津”(皇甫冉)。擔負著郵政、公文傳遞和官員中轉等職責的驛站，在唐朝以前就已經設立：“為浙東入境首站……凡京外各省發寧、紹、台三府屬公文，向由仁和縣(杭州)武林驛遞至西興驛接收。”直至20世紀30年代中期由茅以升設計的錢江大橋通車之前，舟楫之利仍然是溝通“吳越”天然分界線的唯一載體。而西興運河的貫通更加擴大了西興的影響，促進了西興的繁榮，增加了西興渡口、堰埭的人貨中轉量。數千年來，浙東地區不知有多少的糧食、棉花、絲綢、鹽酒和山貨在這裏過塘轉運到中原各地。關於此，正史和野史都有記載。南朝齊永明六年(488)，“西陵戍主杜元懿以吳興歲儉，會稽年登，商旅往來倍歲。西陵牛埭稅官格，日三千五百，求加長一倍，計年長百萬。”北宋蔡肇記他從杭州-越州-明州的運河行程是“三江重複，百怪垂涎，七堰相望，萬牛回首”(三江之首是錢江，七堰排頭是西興)，繁華之至。明萬曆蕭山縣誌記載西興驛配有水夫、岸夫、纖夫500人，中船25隻，可見其設備之齊全，規模之宏大。潮神廟中懸掛的、需數人合抱的銅鍾，其悠揚的鍾聲，是西興渡渡船大霧天航行在江中分辨方位的指南，抗戰期間被日寇竊走，下落不明。西興是古海塘修築史的教學基地。明朝浙江巡撫溫純的《重築西興塘碑記》對海塘重要意義的闡述一語中的：“無塘無鎮，無鎮無越，為塘而庶幾其有越乎!”西興海塘的興毀關係到整個蕭紹平原乃至古越國地域的安危，可見稱之為“越之門戶”並不局限於交通和軍事上的意義。錢塘江之名源於縣名，錢唐(塘)縣(治所在今杭州靈隱山腳)設於公元前210年，是年秦始皇“上會稽，祭大禹”，南下時曾試圖從西陵渡口對岸渡江。《越絕書》記載始皇“治陵水道到錢唐，越(國)地，通浙江”。“隄(堤)，唐也。”(許慎《說文解字》)秦王命名錢唐，應該和《水經注·漸江水》轉引《錢唐記》中曹華信用錢誘人築塘的傳說有關。錢鏐集強弩手3000人射住潮頭，始可修築海塘，詩文有記。西興塘放樣采用礱糠隨江漂浮而滯留的痕跡鋪設，是水利史上古測繪學的始祖。千百年來，西興塘究竟修築、坍塌了多少次，已不可考，僅民國蕭山縣誌所記明清之際就有多次海潮入侵：“江潮壞堤，田廬淹沒”、“沙坍，潮撼漂塘石如卷焉”、“江溢，漂溺人畜”、“潮勢東奔，西興古塘盡坍”，讀來令人觸目驚心。然而，“以船為車，以楫為馬”、“銳兵任死”（句踐語）的西興人祖先，在世世代代同海潮打交道的生存競爭中，逐步認識、掌握了它的規律，建起的潮神廟讓鄉民百姓時時瞻仰，刻骨銘心；用大塊石堆積、占地4畝大小、位於塘頭街村西的人工岩石小山包--“石盤頭”，是恭候海潮侵襲的“盛宴”。村民們的家園一次次地在毀後重建。兩千多年來，西興留下了眾多的後人耳熟能詳的掌故、佳話。句踐、文種、範蠡入吳稱臣，臨水阻道，軍陣固陵，江風獵獵，祝詞聲聲。西施赴吳國侍奉夫差，娘娘妝亭夜宿。秦始皇南巡，渡浙江，項羽和他的叔父前往觀看時口無遮攔：“彼可取而代也!”花園徐村的俞(虞)家池，是楚霸王寵妾虞姬娘娘的沐足之處。
東漢王朗憑西陵之險拒孫策，吳兵取道查瀆。南朝謝惠連遇風滯留，詩酬謝靈運。李白覽西陵古越台，“觀濤憩樟樓”。白居易住樟亭驛，和浙東觀察使元稹“竹筒傳唱”。周匡物應舉潮阻西陵，質問“秦皇底事不安橋”！作為浙東唐詩之路的起點，大詩人們在此留下了豐富的足跡和詩篇。蘇東坡聞西興鍾鼓，披錢江斜暉。徐文長感西陵“秋水寒”，歎年年“走儒冠”。乾隆皇帝讚“一江吳越分疆界”，評“射潮未免話荒唐”。辛亥革命先驅孫中山西興係舟，坐“越安輪”，逶迤東去。歲月滄桑，江道變遷。西興由“鎮被錢塘江，江被海”的臨江地理位置演化為距江直線距離不足2公裏的濱江城區。西興村、鎮同名，村、鎮骨肉相連。省道(濱安路)以北，村民、居民穿插居住，城鄉難辨。飽受千年風雨剝蝕的西興老街，和古老的浙東運河相伴而行，自西從塘頭街自然村始直達東邊的石門塘村，長15公裏，兩側為古建築民居，沿街大多為店坊鋪肆，曾經有過百商雲集、舟車聚首之輝煌。民國《蕭山縣誌稿》有記：“舊誌鎮三：西興鎮、漁浦鎮、錢清鎮。”“鎮”是軍事建製，是古代在邊要形勝之地駐兵戍守的設置，同時也是經濟繁榮、人口眾多的標誌。西興村的人口體現了這座千年古村落群的特色。由於戰亂頻仍，海潮侵蝕，再加上獨特的地理位置，“五湖四海”是村民姓氏的最大個性特色。截至2002年年底，全村650戶，2070人(其中女性1124人)，共有姓氏120個，400人以上隻有徐姓，100人以上有張、陳、王等三姓。盡管是一座由15個自然村組成的古村落群，但如此繽紛的姓氏，即使在杭州、浙江，乃至全中國的農村，恐怕也是不多見的。15個自然村中以姓氏命名村落的有7個，其中花園徐最著名，它的曆史地位和規模均列居同類之首，村裏流傳著關於項羽、虞姬的故事，俞(虞)家池尚在。舊誌書中記載雍正七年(1729)編定的蕭山共120莊，其中花園徐可以同西興莊、長河莊等相提並論。自然村村名以建築物來命名的也有7個，塘頭街村最具特征。蕭山的古海塘，以西興塘為最早，西江塘、北海塘均為西興塘的延伸。顧名思義，“塘頭”乃海塘之起點，“頭”在當地方言中有“起始”之意。同時，塘頭街應該是固陵鐵嶺關的通道。斜橋村（裏）在嘉泰《會稽誌》中和杜湖村（裏）同列。西興這座千年古村鎮，這裏除了有與越國的幾位風雲人物有關的固陵鐵嶺關、樟(妝)亭之外，尚有“浙東運河之頭”前的城隍廟，號稱“浙東第一台門”的玩江樓，還有過相當數量的象征中國封建社會文化、文明載體的寺廟：廣法寺、資福寺、明化寺、慧濟禪院(西興茶亭)、奎星閣、寧濟廟、王夫人廟(龍圖閣)、江公祠、劉侯祠和中隱庵、普福庵、施水庵等。古文明源遠流長。今日之西興，一座現代化大都市新城區已現雛形，天下壯觀的錢江潮，托起的是在迎接“錢塘江時代”到來的杭州市高新產業開發區。錢江南岸的這座千年古鎮，必將為杭州的現代化添光增色。中國第一部論述潮汐的專著——《海濤誌》繼王充之後，也有不少學者專門研究探索海潮漲落的自然規律。
如三國孫吳時的彭城人嚴畯（音ｊùｎ）就寫過一篇《潮水論》，而吳地正是錢塘江湧潮發生的地方。可惜這篇著作早已散佚，僅在《三國誌·嚴畯傳》裏保留了一個篇名。與此同時，另一位吳國人楊泉也曾采集秦漢諸家學說，寫了一篇《物理論》，其中談道：“月，水之情。潮有大小，月有盈虧。”可惜略而不詳。晉代的葛洪，曾經寫過《潮說》，他的“天河激湧”說雖然有誤，淵源於道家思想，但他同樣肯定了月球對潮汐的影響，並且試圖把潮汐的四季變化，同一年中太陽的位置聯係起來，這是一個新的發現。唐代竇叔蒙的《海濤誌》是我們現在能夠看到的我國古代第一部潮汐學方麵的專著。在我國古代，把發生在白晝的海水漲落稱為“潮”；把發生在夜間的海水漲落稱為“汐”，合成“潮汐”。竇叔蒙的生卒年月不詳。《全唐文》稱他為“浙東處士”，可見也是一位沒有任過官職的浙江人。他的主要活動時代在唐寶應、大曆年間（762-779）。竇叔蒙自幼生活在浙江省東部地區，海風、海浪伴他長大。麵對波濤洶湧的大海，他心裏總升騰起一種急於探求其中奧妙的強烈欲望。他幾乎是每天習慣性地在固定時間出現在海灘上，盯著激來蕩去的潮水凝思默想。長期的觀察實踐、濃厚的求知興趣，更加之對前人資料的汲取揣摩，使他終於有所發現、有所收獲，總結係統化後寫成了《海濤誌》一書。竇叔蒙的《海濤誌》又名《海嶠誌》，共六章。《全唐文》中隻收錄了第一章，缺其餘五章；宋代歐陽修的《稽古錄》也隻記載了六章篇名；清代俞思謙所撰《海潮輯說》中輯錄了該誌的全文，才為我們留下了這份寶貴資料。《海濤誌》第一章為總論，主要論述潮汐形成的原因。首先，竇叔蒙指出：地球上的海洋潮汐現象與地球的衛星——月亮之間有著非常密切的關係，兩者之間存在著某種必然聯係；而且，兩者之間的相互聯係和相互作用是按照一定的時間和規律出現的，不到發生的時間，不會因為人為的力量強行而至，到了發生的時間，就會自動出現，不會因為強壓而退。《海濤誌》第二章為論濤數，主要論述海洋潮汐漲落循環規律。竇叔蒙首先對一個朔望月（陰曆月）裏潮汐與月亮的對應變化作了生動描述，指出海洋潮汐隨月亮運行軌道的變化而變化，在一個朔望月中潮汐的出現存在大小不等現象。在一個朔望月裏有兩次大潮，分別發生在朔和望（陰曆的初一和十五）；有兩次小潮，分別發生在上、下弦（陰曆的初七、初八和二十二、二十三）。朔望時潮汐最大，從朔望後的第三天開始減小，潮汐的變化就像車輪一樣周而複始。他還計算了一段很長時間內的潮汐循環次數，他從唐寶應二年（763）冬至上推到79379年的冬至，計算出經過的天數為28992664日，在這期間正規半日潮的循環次數為56021944。用潮汐循環次數除以經過的天數，可以得出一個潮汐循環所需時間為12小時25分14.02秒，兩次循環比一個太陽日推遲的時間為50分28.04秒。這個數值與現代一般計算正規半月潮每日推遲50分鍾，相差隻有2804秒。對於古人來講，能達到這個精度已經很不容易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