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1967年進廠，經曆的工作有繅絲助理、送繭、落絲、機修。行情一直不錯，後來虧損，在蠶繭方麵略知一二。曾經有過‘蠶繭大戰’，賣不了，政府下令我廠統購，成本高，成品價低。繭販子收購與我廠自營不一樣，質量關控製不住。
“2004年5月，‘大公’將工業改為房地產，不告知就停止生產，工人問怎麼辦，一位副總經理回答，討飯去！我們不得不走上訪路，在縣政府壓力下，重新開工。但到9月4日，絲部又停，8日綢部也停。
“下崗後一直失業，養老保險中止。”
我5次到達值班室，每每見到他，值班時間表由他安排書寫，將守廠當作自己的責任，有時代替工友值班。
與邵銀富的聊天結束，我將目光移向50歲的章習文，他快人快語：“我進廠工資10元/月，停廠時年收入1萬元。
“市場化後接單加工，業務不錯，分內外銷2種，業務多時銷售員送外加工，賺‘外快’。
“‘大公’辭退工人有手段。原4班人員3班上機，1班在休，改為2班。同樣的工作量原為10人完成的改為4人，到3人，到2人，最後1人。工資降低，工作量暴增，做得生病，病假請不出，隻得走。工齡買斷時走的人最多，我最後一個，直到封門。
“停廠後，在紡織廠打工，改為三輪車送貨，一晃便是3年，下午已約定業務，不能值班，請人代，付20元/天。”
他停下來，手指向剛出去的一位中年男子：“他不是我廠職工，‘大公’答應廠房拆後廢金屬歸承包商處理，承包商為防止偷盜，派人守候。”
下一個陳述人為章保化：“剛進廠，棉被2個大洞，一位工友撕開一張薄被，2人各得一半作為墊被，身上無棉襖，是有名的窮酸。
“下班後到外安裝綢機，賺點外快買房，耗盡積蓄。
“2001年9月14日，膽結石開刀，30日出院，10月15日領驢工齡買斷錢，手還托著肚子。此後廠方不繳養老保險費。
“在食堂工作，每月一評，末位淘汰，以此走人。我應有6個月的休息期，但請不準假，與主辦人吵，被列入走的名單。當時53歲，持有終身合同。
“下崗後，到一個集團公司謀職，看身份證上的年齡就搖手。想當門衛，24小時不休息，身體頂不住。總工會通知貼到廠，介紹一個花木場，算是再就業基地，享受養老保險。
“我廠5人同去，挖挑2種活，2壇1挑，每壇50公斤，1挑100公斤，關強水挑得腰脊突出。監工在竹林偷看，不如意叫到辦公室‘教育’。養老保險費憑自己繳納的單據報銷，幾位工友無錢繳納，沒有單據，無法報銷。
“曾跟隨妹夫做過泥水工，停停歇歇，不固定。
“患前列腺炎，短褲發紅。妻胃息肉，動過手術，沒有恢複。
“已欠電費0.1萬元，幸好每個單元都有退休人員，他們按時繳納，電力部門無法關閉總閘。
“我3兄弟，老大入贅，母親中風，由我與老二贍養。我已3年未出分文，老二單獨供應，已欠他0.1萬元。
“小字輩上門，無力出紅包。近幾年沒有新客，謝天謝地。孫子生日，無法顧及。
“過年，兒子給二三千元，可以應付，如不給，不知怎辦。
“在花木場，一位好心的投資人為我申報特困戶，2005年領到600元、5公斤裝大米1袋、油1壺，2006年也享受。今無單位，申請無門。”
除個人遭際外，他也提到工廠事：“一家集團公司有合作開發房地產意向，打人1700萬元，數月後，見工人維權不斷，房地產落空，索回投資款。”
此次談話後，在路上見他提1隻包，問行程，回答到鄰縣去打工，賺點錢過年。我為他高興，也為他難過，一位帶病的人，為生計奔波，人生不易。
坐在我另一側的是一位40開外的男子，應我所請，放開談論：“我廠行情下降有很多原因。外銷原通過出口公司，放開後壓價。收繭，沒有把好質量關。廠長出國，到達4個國家，決定通過新加坡老板購買設備，太貴，損失數千萬元。這套設備必須出名牌產品，才具有價格優勢，才能盈利。實際上我們的成品與普通產品差不多，虧損成為必然。
“商談兼並時，縣委書記說，要調查一下，不要複製另一先例的失敗。這番話是書記的同鄉告訴我的，遺憾的是廠長沒有照辦。兼並後，主辦會計說，上當，‘大公’賬上無錢。
“‘大公’所在地被化工生產汙染，應鄉親父老所請，答應投資25萬元安裝自來水，縣委書記簽字。因執行不力，鄉親父老與廠方衝突，‘大公’傷人，書記責備老板，不給麵子。
“使用強力，似乎是‘大公’老板的個性，他開發旅遊區也打過人，我廠南門豎電線杆，老板認為不祥，又打人。但有後台，此人要電器，老板就提供；出國，老板出資金。此事由一位基建包工頭說出，他與老板親近。”
我問他為什麼能獲得這些內幕，他告訴我，過去為工廠上層當差，不時得到一些不為人知的“情報”。
在場的人告訴我，老退休工人沒有值班，但出資買炭，為守廠增加一份信心。
1月20日，我第3次走進值班室，諸達花在座，職工早就提起，她有病，丈夫為人忠厚，在學校掃地，家境貧寒，根據這一信息，我已采訪過他的丈夫，不期而遇她本人，非要她說幾句，她應請而述說：
“我30歲患高血壓，不能爬到織機的龍頭上，做輔助性工作。兼並後，必須上高處，沒有商量餘地，隻得請病假，時間長短不一。計件工資，病假無錢，每月得三四百元。
“下崗後，一直在家。公公80歲，婆婆76歲，他們省吃儉用，為兒子繳納養老保險費，我的停繳。他們沒有將我放在首位，媳婦與兒子有別。”
這天天氣放晴，室內變亮，我攝下值班安排表，共8班，每班三四人不等。
2月10日，第4次進入值班室，46歲的古崇化發表自己的看法：“老板已退縮到起家的地方，陷入資不抵債的境地。如有餘款因欠款利息太多，將很快耗盡，不如早日處理。我們應當出租廠房，有資金供專人值班，有責任心，輪流管不好，設備被盜不少。要將這一行動告訴對方，我們在打持久戰。”
關強水認為輪流更好，增加參與意識。
3月11日，我第5次跨入值班室，對土木發與郟喜璣夫婦訪談結束，已到“下班”時間，隻留下洪麗娥一人，我請她談一談，她的話題比較集中：
“第一次值班，自願報名，白天女性守，晚上男性接班，時間一長才分組。現在一些追隨‘大公’到工業區的人也希望加入，我們不同意。那時，他們不與我們分裂，就等於沒有安置，事情早就解決。
“今天7人值班，4人未到，我們有人點班，會處置。我下次輪值在下月18日，一輪38天。我於2005年退休，仍來值班，守廠開始後退休的，沒有1個提出不值班。大家齊心，有事，電話一到就趕來，逼得沒有辦法。”
我問：“還能堅持3年嗎？”
她滿有信心地回答：“已守3年，再3年不在話下。”
問：“大家急嗎？”
答：“這麼多年，都想問問情況。我急，大家也急。”
問：“應有怎樣的結果？”
答：“沒有退休的，打工收入不到0.1萬元，上有老，下有小，最好給他們生活費。退休的，有點補助最好。”
關於值班問題，柳木花說：“2005年正月，有人想停，我堅持要安排人員，是否到崗隨他，一斷就難召集，大家讚同。現在房地產走下坡路，對土地的需求會暫緩，但我們不能泄氣，最後一人也守，如有結果，守廠的誤工費要清算。”
在采訪柳智芬時，問她退休後是否繼續值班，她回答當然去，一直守下去，損失要補償。如果發生強力，就拚。
任銀花告訴我：“值班守廠，不請假；上訪，也不請假，要齊心。如果強行，肯定要還手，用棍子，沒有顧忌。”
7 書比房子重
2008年1月15日，在洗燙店找到桃銀絳，他將手頭活幹完，坐下與我攀談起來：“我在動力車間做木工，兼並後減少1人，我的任務除本行外，還要維修自來水設施、空調，開車床。因沒有培訓過，車床上的加工物太長，轉動時脫機劈來，幸虧沒有受傷。感到不安全，離開工廠。”
我問他為什麼選擇洗燙業，搶女性的飯碗？
他回答：“父親從事裁縫，有家庭基礎。燙衣力量型的，業務多，非男性不能勝任。從業已1年多，起初向轉讓的老板學1周，靠領悟。”
又問與原店主比較，誰的業務更盛？
他說：“原店主的賬本我見過，業務量僅我的一半。顧客近處不多，大部分來自鄉下，以老板為主，原格局已形成，我做得更大。生意好時600元/天，今天雨雪，走動不便，約二三百元。人辛苦，有時幹到半夜，一般到晚上9點。可惜幹此行太遲。
“職工議論，維權到現在沒有戲，我認為至此地步，放棄能嗎？爭口氣，會爭到一點利益。”
他有業務在身，握住熨鬥，我打聽柳智芬的工作地，他指點給我看，我進入下一站。
柳智芬在店，還有一位工友在場，我們一起聊天。柳智芬說：“一位工友常流鼻血，關強水勸他去醫院，他回答沒錢。現在門診費動輒數百，住院數千，難進醫院。這位工友下崗後，妻子提出離婚，他再娶一位外地女子，又生一子，負擔沉重。
“工齡買斷時，我不取錢，續簽合同，廠方稱繳納養老保險費，是否真實無法驗證，因為證件仍掌握在老板手中。關門時領取工齡買斷錢。”
她是我采訪中唯一一位提到當時不領工齡買斷錢的人，這批人的養老保險費停廠後無法繳納，但我沒有徹底明白，在7月13日再次找她，她耐心地向我解釋：
“工廠關門時，廠方要求辦理結束手續，我不接受。他開發房地產，一腳踢開我們，土地白拿，必須安置。
“我1年後退休，現在該領失業金與‘兩金’補貼，將‘大公’保管的個人檔案帶去，社險經辦人拆開，內無終止勞動關係的文本，不能辦理，要我將檔案交回‘大公’。”
在旁的工友說，她取錢，養老保險費由丈夫繳納。
1月18日下午，根據電話預約，我來到任銀花工作的餐廳，她因事遲到，表示歉意後，立即聊開來：“王握裕廠長讓外人收繭，先付錢，商販不顧質量，亂收，前門收進，後門偷偷運出，又到前門過磅。兼並那年，我絲部上繳淨利潤200多萬元，一位副總經理收進爛繭子，不虧也得虧。
“我無固定期限合同，關門後天天坐在廠裏，數月如此，6個月後才找到工作。
“一位姓徐的工友沒有技術，長期送繭，兼並後改為挖水泥地，力量不支，自動辭職。另一位工友四處打工，在菜場拔鴨毛，過年前結算工資，次日突然死去。
“我們拒絕在解除合同書上簽字，無法領到失業金和‘兩金’補貼。有些工友因養老保險證鎖定在‘大公’，現在打工的單位為她們繳納，無法辦成。
“炸煙囪時，多少人哭泣，標誌這家廠的不存在。
“老板心黑，如妥善解決，房地產早已建成，賺足錢。
“關門時，我絲部53人，綢部人略多，如果每人3萬元打發，已退出的不會結盟對抗。”
她清算絲部的家當，認為這些設備的價值可以安置職工：“繅絲機10組，每組30萬元，價高時40萬元，用舊也超過10萬元；複搖機6組，每組數萬元；選剝機4台，每台3萬元；煮繭機2台，每台10多萬元；浸機等設備很多，6噸鍋爐2台，每台數十萬元，現在都在爛。”
1月19日，采訪廠區宿舍的餘保人，想了解這位在家就業的“高手”。他58歲，開門就推托，要我去找其他人，提到再就業，他站在門口與門外的我聊幾句：
“工廠關門，像遭受重擊一樣，頭腦昏昏然，不知出路。父親的職業為鑲牙，我學過，現在隻能繼承父誌。向衛生局申請公開營業或在家經營，不給答複，為了生活，在家操作起來。
“不能做廣告，靠質量取勝，鑲牙的人以口相傳，顧客從各鄉過來，但7、8月生意清淡，令人焦急。如今生意比開業初好，能糊口繳納養老保險費。”
這時傳來妻子的聲音：“不要細說，他不能解決你的問題。”
我知道不能多聊，準備收場語：“你還算不錯，憑一手技術，解決生計問題。”
“我不拔牙，難度大的請病人到醫院。”他有點自信，“18歲進廠，將全部希望寄托在廠裏，如果早出來，應擁有小車，而不是今天的自行車或電動車。”
我接過話題：“根據你目前的狀況，年輕時設店經營，一定如願以償。”
1月20日，織造廠一間小房裏傳出敲擊聲，我循聲而進，想見章麗敏，但不在，工友打電話催她，不久她出現在我眼前，談起自己的處境：
“丈夫下崗後當門衛，24小時值班，僅500元/月。2007年3月到高校當門衛，7月班長向管理層告狀，說丈夫有中風病症，左手不便，辭退。丈夫上夜班，血壓要升高，不能睡，高校8小時1班，比較適應，卻不符合崗位要求，鎖在家中。敲打無線電配件，手握不住，隻能套裝，完成一道工序。
“我在服裝商店上班，700元工資，店主不繳納養老保險費，不得不自繳，但繳不起醫療保險。丈夫下崗後隻繳半年，45歲的人，離退休還有很長的路。
“家有13歲的兒子，上月開始，工友幫我擴大‘第二職業’，敲打配件，每月增加200元收入。
“婆婆到社區，看到張貼，申請救濟，年底送來二三百元錢。但未申請低保，恐怕辦不成。”
談話間她不斷停止敲擊，這是她的第二生命線，200元錢對她來說是一筆不小的數字。
1月25日上午，我走向一家咖啡館的會計室，一位女士剛放下提包，準備上班，我向她發問：“不知對不對，你是賣房供子女讀書的織造廠職工，反正別無他人在場，影響不大。”
她表示認可，我說明來意，她開始談自己的經曆：“我1987年進廠，農民工，1989年成為合同工，2001年3月合同到期，以1年1月的工資補償離開。丈夫在絲部學習機修，出師工資近千元，卻調另一車間烘絲，很熱，天天中暑，辭職。我情緒十分低落，放棄班長的職位，雙雙離廠。
“開過冷飲店，虧本，改當營業員。曾在勞動局開辦的培訓班學過電腦，失業人員可免費，在人事局考級。朋友提到學會計，心血來潮，就去參加財政局主辦的會計培訓班，每天晚上學到10點。2007年6月至此，起初幾個月業務不熟，請老師指點，但不能露餡，被人識破是新手而不雇傭。3個月後慢慢上手，月工資1000多元。
“女兒讀高中，我常說大學第三批費用高，讀不起，對她有心理壓力，考試發揮失常，落在第三批，她堅持要讀，隻好賣房。我沒有靠山，姐妹4人，1個患腦炎，要大家幫，其他2人僅能自保。夫家數兄弟，1個不錯，但怕窮人借錢。女兒剛畢業，負擔減輕，但仍有欠款，最大願望是趕快還債，人家借錢給我已有情義，不快還，對不起。”
我發問：“作為女子，很重麵子，沒有房子會感到壓力嗎？”
她答：“熟人要問，我買哪裏的房子，此時感到難過。現租房是一位朋友的，月租300元，沒有大一點的房子，女兒帶朋友回來，不好意思。”
“還有買房念頭嗎？”
“沒有這種想法，現在隻想還錢。”
我提到廉租房，她說去過社區，回答不符合。
我問鄉下是否有房，她說：“丈夫有，快倒已拆，村民告知，現在可以建房，以後不一定。我顧不了，今後，等到今後再說。”
她反而問我，學校已放假，為什麼還在調查？我說從1995年開始沒有休息天，不這樣完不成。
這時外麵有員工進來，她說這裏工作忙，要大家動手，我起身告辭。
8 找不到第二人
2007年7月9日，關強水約我在工友家見麵，他從初次上訪談起。我問織造廠職工為何能堅持維權，至今不動搖。他答：“我是工會副主席，有點文化功底，平時搞宣傳，能寫寫。我的品性沒有問題，不貪吃，不貪錢，有領頭羊能耐，職工信得過。”
我擔憂出頭的椽子先爛，有個萬一，滿盤皆輸。他否定：“我一爛，第2人會站出來。工友處處為我設防，阻止我到衝突現場，以防借故被‘請’。一次，在縣政府上訪，治安人員要‘請’我，職工去拖他，喊著催他動手，那人被製服。”
談到此，他有點興奮：“我們到縣政府上訪，門衛阻攔，問進門理由，我答找領導解決問題，如果他能解決，就不進。我們300人進入，縣政府辦公室主任豎起大姆指，但沒有出語，表示敬佩工人的力量。”
他繼續往下說：“2004年6月開始上訪，10月19日形成像樣的書麵材料，它經過充分的醞釀。”
我問：“為什麼要上訪？”
他答：“我無固定期限合同，卻在2001年推向社會；2004年出問題，工人遭受不公正待遇，氣咽不下。”
此後，我們多次邂逅，一次他說：“政府聯係人約定時間麵談，到時不通知，我經常打電話，見我的號碼，不接，我就半夜打電話，不接就繼續打，他不能入睡，隻好接，另約時間談。”另一次相遇，他說：“近來失眠，上訪事積壓在心頭，揮不去，變成精神負擔。”
2008年1月8日，又一次相遇，他談論最近一次與聯係人的對話：“他講要合法，我回答會找到文件，讓他依法辦事。原工會有一大疊材料，提到一份省級文件，在檔案館找到原文，交給他。文件規定，土地‘用於安置被兼並企業的生產自營或安置富餘人員。’我談安置，他談補償，我退而求其次，就談補償，要他拿出補償方案。已經過去很長一段時間，沒有回音。”
他將話題轉到“大公”，判斷已日暮途窮：
“銀行知老板底細，擔心無償還能力，令他先還後貸，湊一湊，湊足交給銀行，銀行不再放貸。他又麵臨高利貸的催逼，將資產變現還債。”
在我的印象中“大公”很有實力，經他指點，聯係一次采訪，遇到一位東北人，問他為什麼到這裏打工，他說原管理東北的一處旅遊景點，屬於“大公”，被賣，轉到這裏。看來，“大公”已陷入債務困境。
我見關強水血色不佳，他解釋：“11月開始胃幽門潰瘍，PH陽性，癌的前兆，住院。本來要開刀，最近又說暫不開刀。”
我要他物色替代人，他答無人可代。
我說：“身體一垮，非退不可，應提早安排為好，你隻參與，不當主帥。”
他答：“我與政府聯係人對話，結束時站不起來，對話時一股衝勁，失去自製力。”
1月20日，我在織造廠采訪，他病休，也來湊熱鬧，我向他提問一事：“你在花木場打過工，老板說下崗人懶漢，如果肯幹早就是個體戶，他們隻要求養老保險之類社會保障，國營思想太濃，窮人的事你別關心。這位老板的話是否事實？”
他抗議：“我下放過，建水庫砌過埂，有基礎。花木場來自農村的40人，下崗的13人，挖塘，砌埂比農民好，種植成活率比農民高。我因挑重擔而腰脊突出。
“貼到廠的招工啟事明寫著要繳養老保險費，簽訂合同，但不訂，要老板出示啟事，如不訂，廣泛宣傳不誠實；將‘再就業’牌子撬掉，拉到縣政府前，他不得不訂合同。
“工會有800元慰問金，卻納入養老保險處理。”
我留心此事，11月30日路過花木場，問詢鏟溝人員，他說：“關強水、章保化擔任組長，很賣力，隻有個別人偷懶，現在下崗人全部走光。基地號稱600畝，實際300畝，多報多優惠。”
6月13日傍晚6：40，我在散步，他下班追上來，告知：“5月初寫信給市長，下轉，政府聯係人2次主動給電話，問工人的需求，我要他出個數字，他出300萬元，我說再加1個0。”
我為他取得點成績而高興，他卻說：“可能還要反複。今晚外地有窮工友來，商談下崗維權事。”
7月30日晚上7：30，飯後散步，馬路對麵有人喊我，是他下班回來，我橫過去，問他300萬元是否有下文，他答沒有，還想寫信。
再問職工態度，回答：“不同意，他們問每人補多少？得知是0.6萬元，工人說還是不分為好，8年抗戰就抗下去。我擔心工人到底能否持久，如有其他工廠聯動就好。我自己有時也想放棄。”
我說：“其他工廠不可能，2006年製劑廠有所動作，2007年都已沉默，唯有織造廠上訪2次。
“據職工說，2008年你要換一個廠打工，目前在哪個廠？”
他答：“未換，此廠工資低，工作時間長，但為織造廠維權，能夠準假，正規大廠不行。況且老板誠心請我留下，我按兵不動。”
織造廠能夠堅持少不了骨幹的表率作用，群龍無首不可能有作為，職工敬重他的為人，現選幾例作證：
桃銀絳對我說：“有一位工友批評關強水，上訪這麼多年，搞出啥名堂？我勸關強水別作數，他肯定喝醉酒，說胡話。關強水一倒無人可替代，我不會去，店不能關。關造化也不會去，維權得到的利益，不如自己創業。”
穆秀歌表達同樣的觀點：“關強水有時會被人誤解，指責上訪時有人塞錢給他。關強水批評綢部一些職工不與大多數人合力，到工業區上班，造成‘大公’作過安置的印象，聽到的人打關強水。有人勸他維權白辛苦，不是一個人的事。妻子也不讚成他一人操勞，有利益大家分。這樣的工會幹部找不到第2人，我們有時聊天，勸他肚量大點。”